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材料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1949-195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既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又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长。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强调发展生产，提高国力，改善民生，突出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6-196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铁人精神、鞍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时代精神反映了这一时期核心价值观的魅力。该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示范性作用，注重用文艺作品进行宣传与普及。
1978-1992年间，逐渐形成了以“共同富裕、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回归社会主义的正常轨道。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是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五讲四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教育活动。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日益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渐趋复杂，党和国家对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不断进行重新整合和创新发展;直至党的十八大，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采用了多样化、综合化、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如主题教育、体验式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现代媒体平台运用等方式。
——摘编自韦冬雪、陈元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迁探要》
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时代变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化”进行探究，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作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任选两个时期的史实加以阐述，做到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炮火中逐渐清醒并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后，主要围绕“中体西用”论进行；第二次在甲午战败以后，宣扬“西体中源”；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第三次文化反省的“西体西用”论，最终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但也刺激了现代化探索方向的转变；开端于1928年的文化反省则因规模不大，后又爆发了华北事变，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而就此结束。
——摘编自李晓语《钱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材料二 约翰·密尔说，英国人“生而自由”。这指引着英国把抗拒王权、限制王权看做是“自由”的传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英国人极为尊崇经验的理性思维使他们追求政治的实际内容而并非形式。他们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推动了纺织业的近代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但英国尊崇传统的风尚也阻碍了后期的革新。如钱乘旦所言。“一个民族往往容易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迎面扑来的艰难险阻，但要战胜自己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荣耀却相对困难。”
——摘编自吕文辉《浅析英国传统文化对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国人不断反思传统文化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英国传统文化的特点，并说明近代中、英对待传统文化的不同取向所产生的历史影响。
材料一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一条规定：“凡行路巷街。戏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后来依据这些原则衍生出一些具体条款：“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后世演化成为“限达”和“人车分流”等现代交通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订价，不得超载”的规定，在现代演化成为“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索价”的规定，演化成为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此外，唐代对交通违法的处理十分严厉，《唐律杂律》中亦载：“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由此可见，在唐代，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令相差无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多为军备所设置，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高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骑士“靠左走”。罗马帝国对外扩张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带到了整个欧洲。在1300年，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宣称“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欧洲的贵族仍大多保持靠左行走的习惯，而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更多地选择从下面行驶。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前没有明确的交通法律，主要依靠的是欧洲各国的习惯。
——以上材料摘编自《道路交道规则起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交通法规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中西方交通法规特点不同的原因并说明对中西方产生的影响
材料：伴随着社会结构转型问题讨论的深入，文化转型问题也日益引起了学术界的广泛关注。在某一个特定的历史时期，由于各种社会历史条件的变化以及文化的自我发展等因素，使原来文化类型的稳定性难以保持而出现了失稳状态，从而向另一种文化类型的转变。“一般来说，文化转型时期是指某一时期内，文化发展明显地产生危机和断裂，同时又进行急遽的重组与更新”。通过重组与更新，形成新的文化类型。在文化转型的一般问题上，有学者提出了四个标准：其一，原文化类型借以建立的经济政治基础是否发生了实质性的变化；其二，是否有新文化观念的产生并对旧文化类型形成冲击；其三，新文化观念是否得到了国家政权的认可和支持；其四，大众文化是否改变（大众文化观念的改变）。
——摘编自张磊《文化转型的评判标准探析》
结合材料与所学知识，围绕“社会变迁与文化转型”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所拟论题观点明确，简述须有史实依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8 . 近代以来，国人经历了由传统家国观念到近代国家观念的艰难转变。阅读下列材料：
材料一 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上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为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民众对君主是顺从依附的状态，个人权利弱化隐蔽、国家（君主）权力强化突出。
——刘宗英《传统政治文化视角下地方主义行动逻辑分析》
材料二 王韬（1867年漫游英法等国）对西方政体形式作了研究后，认为中国欲谋富强“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梁启超在湖南时务学堂的学生课卷批语中，明确就君、臣、民三者关系提出新的见解，君、臣都是为人民办事者，君主好比店铺总管，臣相是店铺的掌柜，人民则是股东，国家真正的主人是人民。
——摘编自雷颐《孤寂百年
——中国现代知识分子十二论》
材料三 中国的人只有家族和宗族的团体，没有民族精神，所以虽有四万万人结合成一个中国，实在是一片散沙……如果再不留心提倡民族主义，结合四万万人成一个坚固的民族，中国便有亡国灭种之忧。我们要挽救这种危亡，便要提倡民族主义，用民族精神来救国。
——孙中山1924年《国家建设•民族主义》
材料四 在抗战中迸发出来的是对新型国家的认同。这样的国家不仅是全民族利益的代表者和维护者，还要用新型的国家系统、理念和技术将其成员的热情、忠诚激发出来、组织起来，去为中华民族这一超越地域、等级、党派、性别的群体利益而奋斗，而中华民族的利益不仅包括“保种”、“独立”、领土统一和完整，还包括保持文化和历史的延续性，甚至寄望新型国家在新背景恢复国人曾有的民族地位和国家尊严。
——徐慧清《抗战对中国民众现代国家认同的建构》
完成下列要求：
（1）据材料一，指出传统家国观念的内容并结合所学分析其形成的原因。材料二中知识阶层又产生了怎样的新国家观念。
（2）据材料三，孙中山认为国人的“国家观念”有什么不足？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是如何阐述民族主义的。
（3）据材料四，分析抗战中新型国家观念得到认同的原因，并说明新型国家观念的内涵。
（4）综合上述材料，从社会转型的视角指出近代中国家国观念演变发展的两条主线及其思想原动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