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重视监察机构的设置，将之置于与行政机构并列的位置。在历史演进中，监察机构的体系越来越严密，相对于行政机构的独立性也越来越强。历代政府重视监察法规建设，坚持依法监察，监察法规逐步完善。监察机构职权涉及察德、察政、察能。同时，为防止地方分离，整肃吏治，历代统治者都重视中央对地方的监察。监察以常驻为主要形式，并辅以不定期的或定期的巡按制。此外，监察御史作为风纪之官，品秩虽低，权势却十分显赫，甚至享有“便宜从事”和“风闻奏事”的特权。但是，监察机关的独立是相对的，其监察功能的发挥受到皇权的极大制约。
——摘编自林志强、张旭日《中国古代行政监察制度特征研究》
材料二 监察官是罗马共和国时期比较特殊的官职，其产生、职权伴随着平民和贵族的长期斗争。随着共和国历史的发展，监察官基于实践的需要，其权力不断扩大，从最初的人口和财产调查权，到后来的公民道德监督权，再发展到元老遴选权，监察官的地位日益神圣和显赫。由此看出，监察官的权力扩张恰好对其他官员起着很大的制衡作用，从而推动着古罗马共和宪政的平衡与发展。
——摘编自连佳《浅议古罗马共和宪政下监察官制度及其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的不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古代中国与古罗马监察制度特点形成的原因。
东西方传统农业结构
材料 衣着原料取之于自然，属于植物的有麻类和棉花等，始于动物的则有毛皮和蚕丝等。由于各地自然条件不同，衣着原料因地而异。东方的中国自新石器时代开始就以蚕丝和大麻为主，丝为富人和老人享用，麻为平民百姓穿戴。到宋元以后，改为以棉花为主，则“地无南北皆宜之，人无贫贱皆赖之”（丘浚《大学衍义补·贡赋之常》）。动物的皮毛虽然也被用作衣着原料，但极不普遍，除给富人充作奢侈品外，普通百姓难以得到。西方，特别是英国则正好相反。史前时代开始就以毛皮和亚麻（特别是羊毛）作为衣着原料。……衣着原料不同，获取的方法也不同。在中国则为养蚕，在英国则为养羊，但在自然经济的条件下养蚕和养羊都不能单独存在，而必须与谷物种植相结合，于是形成了不同的农业结构。在中国，农业结构的主体是农桑结合，在西方则是农牧并举。
——摘编自曾雄生《中西农业结构及其发展问题之比较》
依据材料，比较东西方农业结构的不同，并简要分析其形成原因。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民族观与历史观、国家观、文化观息息相关，树立正确的民族观，对国家发展、民族复兴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
材料一 美国建国初期，为了整合社会、巩固新生政权，盎格鲁-撒克逊新教徒白人文化成为民族同质化的建构基础。19世纪中期以后，随着西进运动步伐的加快，东南亚百万移民冲击了美国的白人文化，美国的熔炉（民族同化）政策应运而生。随着工业化的推进，维护移民的权利也成为美国吸引和稳定外来移民、发展经济的一项重要政策，主张不同价值观的共存、把少数族裔的生活方式看成是合法的多元文化主义也由此产生。现今美国的印第安人虽有保留地制度，但其自治权仍得不到有效保障，贫困率也是全国平均水平的两倍。美国主流社会对印第安文化的压制和同化思想根深蒂固，少数族裔在经济上不能同工同酬，政治上待遇不平等，在工作、移民、教育及居住等方面的歧视比比皆是。虽然美国在一定程度上进行了“族群归类”和“种族识别”，但是宪法不承认民族的群体权利，仍是以公民权代之。
——摘编自雷振扬，裴圣愚《如何看待美国等西方国家的民族政策和民族关系》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坚持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结合中国国情，逐渐探索出具有中国特色解决民族问题的道路。新中国建立后，相当一部分少数民族还处于奴隶社会甚至原始社会时期，党的民族政策迅速改善了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形势和群众的生活。1954年颁布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中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全国各族人民共同缔造的统一的多民族国家。国家保障各少数民族的合法的权利和利益。各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实行区域自治，设立自治机关，行使自治权。各民族自治地方都是中华人民共和国不可分离的部分。1978年中组部专门发文要求尽快配备少数民族干部担任民族自治机关一把手。党的十八大以来，习近平总书记多次强调中华民族多元一体是先人留给我们的丰厚遗产，并提出“全面建成小康社会一个民族不能少”，“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一个民族也不能少”。
——摘编自左岫仙《新中国民族政策优势的理论与实践基础-以民族平等为视角》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比较中美两国民族政策的差异及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中国民族政策的意义。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两个阶段”的目的，并说明其共同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相互学习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管辖世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吴于鹰《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二 以为在民国成立以前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这话显然有错误。在革命前后持这种论调以攻击君主政体，固然是一个合宜的策略。至少除开最后明清两代的六百年。……大体上说，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体，君权是有限制的。
——吴晗《历史的镜子》（发表于1943年）
材料三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被输送到世界各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观点传入中国。谭嗣同在1896年所著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此后……都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政治体制一并视为专制政体。
——摘编自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5世纪左右中国和西方政治体制的区别，并指出“一千四百年”的古代中国限制君权的因素有哪些？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专制说”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原因。
冯天瑜认为地理环境、经济土壤、社会结构和政治制度共同构成了文化生成的深层机制。
| 要素 | 解析 |
| 地理环境 | 地理环境与人类活动的互动展开是文化生成的必要因素，中国地理环境的多样性对中华文化差异性、多样性的形成起到了重要作用。 |
| 经济土壤 | 中国古代以农耕和游牧为主要生产方式，二者相竞相生，在冲突中相互交融，是中华文化生成的重要因素。 |
| 社会结构 | 在中国的地理环境和经济土壤之上，形成了独具中华文明特色的宗法社会，影响着中华民族的诸多社会观念和行为处事风格，使中国社会形成了伦理型文化的特点。 |
| 政治制度 | 中国皇权政治运行千年，体现出一种极强的独尊专制性色彩，皇权专制决定其对文化有统制之心。 |
一摘编自冯天瑜《中国文化生成史》
根据材料，结合中国古代史的相关史实，围绕一到两个要素自拟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阐释。（要求：论题明确，史论结合，史实准确，逻辑清晰。）
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十七八世纪是“东学”西传的时代。中国文化的传入使欧洲学者开始认识到，欧洲的基督教文化并不是世界上最早和唯一的文化，东西方各民族不仅都有自己的文化，而且都具有自己的独立价值。孟德斯鸠在《论法的精神》一书中对中国有不少批评，但他仍然肯定中国文化是一种独立文化，有自己的优点。伏尔泰态度更鲜明，他认为中国文化具有宽容的品格，优于基督教文化，主张利用中国文化建立起中国式的“理性王国”。
——摘编自陈浮《明清之际中国文化在西方的传播与影响》
材料二晚清的知识精英译介西方著作是为了实现他们富国强民的政治目的和政治理想。严复的《天演论》并没有照实翻译而是有选择有取舍地译介赫胥黎《进化论与伦理学》的前半部分关于生物进化的内容，删去了后半部分有关伦理学的内容。林纾翻译的《黑奴吁天录》是要借黑奴的悲惨命运警醒国人。梁启超译介的《佳人奇遇》是为了宣传弱小国家救亡图存的复国运动。他认真对比了马丁·布伯和马丁·路德翻译的两个《圣经》译本，发现无论从翻译技巧还是译本的文学价值来看，两个译本都堪称优秀之作，但两部译作问世后均遭到不公正批判，而林纾的第一部译作《巴黎茶花女遗事》刚出版就打动了中国读者的心，被称为外国的《红楼梦》，博得严复、康有为等人的高度赞扬。
——摘编自朱庆《政治文化视野中的晚清翻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指出“东学”西传及晚清翻译活动的重大社会背景。
(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就中外文化交流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一 1601年，伊丽莎白一世颁发了特许状，允许商人成立东印度公司，垄断与东印度的贸易。3月，英国东印度公司的四艘船组成的船队首次前往东印度，船队拥有110门大炮，是不折不扣的舰队。
1765年，第三次来到印度的克莱武和当地行政长官之间签署了协定，该协定禁止行政长官拥有军队。东印度公司获得了孟加拉及其周边三个邦的财政部长职务，对于收缴得来的税款剩余的部分可以自由用于自己的活动。公司成为孟加拉的"领主"。
——摘编自（日）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
材料二 广州行商制度创建于康熙二十五年。《广东新语》中所载诗曰∶"洋船争出是官商，十字门开向二洋，五丝八丝广缎好，银钱堆满十三行"。行商深受专制国家和官吏的各种压榨，行商资本常常处于短缺状态。行商因经营不善，造成亏本，遂向外商借贷，以便维持门面，而东印度公司商人向中国行商的放款，是地道的高利货。最终，行商从清政府控制、管理对外贸易的工具演变成外国资本主义对华经济侵略的帮凶。鸦片战争后签订的《南京条约》宣告了行商制度的终结。
——摘编自萧国亮《清代广州行商制度研究》
(1)据材料一指出英国东印度公司18世纪中期前后的性质变化。结合所学知识，说明英国东印度公司成立的时代背景。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行商制度衰落的原因。简析东印度公司、行商制度对英、中历史发展中的不同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