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材料       作为东西方文化的主要源头，古希腊与古代中国哲学思想对宇宙自然和社会人伦有着类似的观点和看法，只是在后来的发展中，古希腊在哲学、政治思想体系不断完善的同时发展了自然科学，毕达哥拉斯学派的数学、泰勒斯的天文学、德谟克利特原子论等这些从哲学中过渡派生出来的科学思想，为构筑一个宏大的科学体系提供了必备的思想要素。而中国的哲学家们却或远或近地疏离了自然科学，他们不像古希腊的哲学家同时是几何学家、天文学家、数学家，而是肩负政治家的角色。他们关心人与自然的关系以及社会伦理胜过关心自然本身，而且善于从自然的规律反躬自省，寻找社会的和谐之本。

——摘编自黄谊《浅析古希腊和古代中国哲学思想与科学的关系》

材料一 “信用”在我国传统文化中多表述为“诚信”。在中国古代，作为伦理准则的诚信，适用于封闭的以血缘和地缘为纽带的“熟人社会”。诚信的实现要依靠“上行下效”，依靠榜样的力量。诚信是由社会舆论和个体内心信念保障实施的，如果不履行道德义务(如对君尽忠、对父母尽孝、对朋友诚信等)就会失去面子，不仅会受到他人谴责，而且会被人群疏远从而失去在社会关系中的地位。对于背信之人的惩罚，无需借助法律手段。诚信作为立身之本，作为人际交往的基本原则，甚至成为治国之道，是社会正常运转的重要基础。

——摘编自王玉花、宋桂红《谈中、西方文化中信用的观念》

材料二 西方传统信用文化认为个人自由是缔结契约的前提。“信”是适用于“陌生人”之间的原则，是体现社会正义的重要方面，人们普遍认同诚信观念的经济价值。罗马法中已建立了相应的诚信契约制度。在诚信契约中，债务人不仅要承担契约规定的义务，而且必须承担诚实、善意的补充义务。建立在契约关系之上的西方信用文化带有法律和秩序的属性，能够起到协调人际关系、净化经济活动运行环境的作用。

一一摘编自李新庚《信用理论与制度建设研究》

材料一   16 世纪中叶，耶稣会士为在中日两国打开传教局面，遂以西医为百姓疗疾来赢得人心。明末清初，耶稣会士向中国译刊一大批西医著作，首先从理论上向国人初步介绍了西医解剖学、药物学等知识。此后，西医在中国才逐渐趋于实用。康熙帝任用传教士为其治疗心悸症和上唇生瘤，获得奇效。在民间，一些传教士也为老百姓治病，但老百姓的信服度不高。所以总体上西医在中国影响不大。西医最初在日本传播时，传教士深入民间行医舍药，在实践中很快得到民心，很多倾慕西医者受洗、入教。此后，以兰学(指经荷兰传入日本的西洋学术)为代表的西医著作成为理论系统大量传入日本，从理论上丰富了日本人对西医的认识。

-----摘编自田毅鹏《西医在中日两国传播的历史比较》

材料二   19 世纪中叶以后，西医在中国日益广泛而深入地传播开来。许多传教士在华行医、建立医院、开办医学校、翻译医学书籍和出版医学刊物。洋务运动时期，清政府开始官派留学生，1872---1875年选派120名幼童赴美留学，其中有5人从事医学工作。明治维新后日本西医发展很快，不少中国留学生在日本间接吸收了西医知识。19世纪70年代以后，一些清廷官员和洋务人士(如荣禄、李鸿章等)体验到了西医的功效，就带头或动员富商捐资教会医院，各地受医人数大为增加。20 世纪初，中医人士开始自发地学习西医，西医影响逐渐超过了中医。

----摘编自郭剑波《论近代“西医 东渐”的途径与反响》

材料一   现代化进程与传统文化的碰撞不可避免。鸦片战争后，中国人在炮火中逐渐清醒并深刻反思自己的文化。第一次在鸦片战争后，主要围绕“中体西用”论进行；第二次在甲午战败以后，宣扬“西体中源”；从民国初年到五四运动前夕，第三次文化反省的“西体西用”论，最终陷入了民族虚无主义的泥潭，但也刺激了现代化探索方向的转变；开端于1928年的文化反省则因规模不大，后又爆发了华北事变，人们的注意力转移而就此结束。

——摘编自李晓语《钱析传统文化与现代化的关系》

材料二   约翰·密尔说，英国人“生而自由”。这指引着英国把抗拒王权、限制王权看做是“自由”的传统，推动了政治民主化。英国人极为尊崇经验的理性思维使他们追求政治的实际内容而并非形式。他们实行宗教宽容政策，推动了纺织业的近代化和经济的自由化。但英国尊崇传统的风尚也阻碍了后期的革新。如钱乘旦所言。“一个民族往往容易在前进的道路上战胜迎面扑来的艰难险阻，但要战胜自己创造出来的成绩和荣耀却相对困难。”

——摘编自吕文辉《浅析英国传统文化对其现代化进程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萌芽于夏商周时期。秦汉时期，我国古代监察体系初步建立。魏晋至隋朝，御史台是国家最高监察机构。唐朝设立了台院、殿院、察院，三者共同构成了一个严密的监察系统，此外，还建立了系统的谏官制度。宋代沿袭唐制，又在地方上的州内设通判监察行政，设提点刑狱司专司刑讼，设转运使监督财政，大大加强了中央对地方的控制。明朝初年，中央台、殿、察三院合并为都察院，同时，设置独立于都察院的六科给事中监察六部活动，科道并立，地方设按察使司。清朝形成了“科道合一”的监察体系，进一步加强了中央集权。至此，我国古代监察制度实现了高度的严密统一。在我国古代封建社会里，监察权力来源于皇权。中国古代监察制度虽然具有其独特性，但也难免会受到当时社会历史条件的限制，具有其局限性

——摘编自高丹《中国古代监察制度探析》

材料二   相对来说，英国有着一套比较完整、灵活的监察制度。议会监察，是西方现代监察体制的核心，最具权威性与代表性。议会监察，是“民意代表机关”对政府施政、财政、人事等其他法定事项的监督检查，包括：同意、纠正、纠举、弹劾、审计，以及为完成这些任务所必须的质询、视察和调查、投不信任票等事前防止，事中纠正和中止，事后惩戒和救济等监控规程。在此基础上，英国各部门、各行业、各地区又相继成立了各种不同的监督机构，构成了一个多行业、多地区、多层次、多渠道的监督网络，以教育、防范、惩处为手段，以保护和促进商品经济的发展和巩固政治权力为目标的反腐败机制

——摘编自张恒《英国监察制度：在漫长曲折的道路上逐步形成》

8 . 社会变迁需要多角度地考查和认识。阅读材料，回答问题。

材料一晚明时期会社简表

（据陈宝良《中国的社与会》整理）

（1）自定一个标准对材料一的民间社团进行分类。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晚明时期这些社团在江南地区竞相兴起的原因。

材料二大革命期间巴黎妇女的政治参与大事年表

有人认为，女权运动是大革命的一部分，随着大革命对平等权利探求的步步深入，女权运动由对权利的呼唤和对被排斥的不满，上升为人权意识的觉醒和对平等的政治权利的公开追求，妇女解放第一次以运动的方式出现在人类历史舞台上。还有人认为，用现代女权运动的标准（妇女为争取与男子平等的权利而进行的运动）去解读大革命时期的妇女政治活动，势必导致对历史的误读，在大革命的特殊环境下，一小部分中上层妇女有了政治参与和权利自觉意识，对于当时的绝大多数妇女而言，她们并没有男女平等的信念，这远远称不上是一场“妇女的革命”。

据舒丽萍《法国大革命时期公共领域中的妇女》

（2）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大革命期间巴黎妇女政治参与的特点

概括材料二对大革命时期妇女政治参与的两种评价有何不同。

材料三

（3）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指出图中所示三个时代美国在经济领域亟待解决的问题。这三个时代的美国政府，在解决这些问题的思路上有哪些共同之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