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16世纪末至18世纪，欧洲出现了大量介绍中国文化特别是儒家思想的著作和译作，作者和译者大都是在中国传教的传教士。儒家的道德标准推崇强烈的自律意识，即自己希望实现的目标也要帮助别人实现，而自己不想要的东西不要强加给别人。基督教特别是新教同样重视对言行准则的规范，其教义强调克制欲望、努力工作、勤俭节约，通过今世的善功来彰显上帝的恩泽，进而成为上帝的选民，最终得到拯救。欧洲当时处于封建君主专政和宗教神学统治时期，一些有识之士和思想家从儒家学说中看到了曙光，希望借用儒家思想和理念来解决时政的弊端，推行自己的主张和理想。
——摘编自王倩《启蒙时期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和影响》
材料二明清之际，《崇祯历书》的编纂和应用，《几何原本》的引进，以及全国大地图的测绘等标志性成果，开启了天文学、数学和地图测绘学等学科向近代科学的转变。尤其是西学重实验、重应用、重理性思维的特点，给中国知识界以深刻的启迪，开始了向经世致用思想方法的转变。而西方先进科学文化的传入，使中国知识界产生极大的震动，中国并非是世界的中心，在中国之外，世界上还存在许多国家；同时，也并非只有中华文化高明，西方科学文化也有不少地方值得中国学习。
——摘编自林延清《试论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的分期、特点和历史作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儒家思想西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明清之际中西文化交流对中国社会发展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起自秦汉，后不断发展繁荣。宋太宗时,东南亚阇婆国进贡的物品中，有“杂色丝绞三十六段，吉贝织杂色绞布五十六段……杂色绣花销金丝绞八段”。 15世纪，意大利丝织作坊以仿造中国丝织图案为时尚。17世纪初，明代科学家宋应星记曰：“凡倭缎制起东夷，漳泉海滨，效法为之。” 到了清代，中国丝绸外销品适应欧洲华丽繁复、精巧柔媚的洛可可风格，将中国文化与西方元素结合，形成了独具特色的定制产品。明清时期，葡萄牙、西班牙为了以中国丝绸、瓷器等物品换取日本与美洲的白银，开辟出从中国东至日本、西至东南亚、印度、欧洲及经东南亚的菲律宾前往拉丁美洲，再转至欧洲等数条重要航线。
——摘编自王兰兰《海上丝绸贸易对古代中外经济文化交流的影响》
材料二 19世纪70年代后，向西方学习，在近代中国逐渐成为一种强劲的时代潮流。这种潮流由初期试探性的、全盘西化式的学习，逐渐发展到选择性的、批判性的学习。中国人对西方文化的称谓，始由近代初期的“夷学”，发展到“西学”，及至“新学”。通过向西方学习，经过中西文化的冲突与融合，中国文化完成了自己的时代嬗变，形成了以民主、科学为核心的，同政治、救亡图存密切结合的，以爱国、革命、革新、开放为特征的近代文化。这是一个无奈的、痛苦的过程，也是一个必然的、新生的过程。
——摘编自王介南《近代中外文化交流史》
材料三 在“一带一路”建设国际合作框架内，各方秉持共商、共建、共享原则，携手应对世界经济面临的挑战，开创发展新机遇，谋求发展新动力，拓展发展新空间，实现优势互补、互利共赢，不断朝着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迈进。这是我提出这一倡议的初衷，也是希望通过这一倡议实现的最高目标。
——习近平《开辟合作新起点谋求发展新动力》（2017年5月）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中国古代海上丝绸贸易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先进国人向西方学习的特点。
(3)综上，谈谈东西方经济文化交流对我们的启示。
材料一 唐宋时期，在商品经济更高程度发展基础上，一批富民乘势而起，形成了“富民社会”。顾名思义，“富民”是占有财富的人。但就富民来说，“虽田连阡陌，家资钜万，亦只与耕种负贩者同是一等齐民”，没有任何特权。因为没有特权，他们主要通过租佃契约实现对耕种者的剥削。伴随国家赋税的征收方式和乡里制度的变革，富民逐渐成为乡村控制的主要力量。中国社会也向流动化、市场化、平民化方向发展。“富民社会”之后，从理论上说，随着商品经济更高程度的发展，市民阶层逐渐壮大，社会将进入“市民社会”，但具体就中国历史的发展而言，明清时期是否已经形成一个市民阶层还是值得慎重研究的大问题。
——摘编自林文勋《中国古代“富民社会”的形成及其历史地位》
材料二 14世纪末，经过三、四个世纪的发展，西欧农民经济社会生活状况已大为改观。在此情况下，西欧农村分化出一批精英分子：富裕农民的兴起。“通常他们有相当于六、七年收入的储蓄。他们有很多家畜，很好的家具、器皿，有三、四床鸭鹅被，有地毯、银盐罐、高脚酒杯、一两打的汤匙。”在英国，通过大面积承租领主自营地或者蚕食小农。到16世纪，50％以上耕地已经集中到他们手中。以此为基础，富农在地方事务中的领袖作用令人瞩目。为了打赢一场官司，他们“不惜每人花20英镑，以斗垮一个不受欢迎的领主”。他们改变着乡村的经济和政治生活，也改变着他们自身。显然他们是一个崭新阶层的前身，一代新人呼之欲出。
——摘编自侯建新《社会转型时期的西欧与中国》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兴起背景、发展形式等多个角度概括中英两国富民阶层的共同特点。
（2）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唐宋时期富民阶层兴起产生的重要影响。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与英国相比，指出明清富民阶层命运的不同，分析二者命运不同的原因。
| A．具有多元面貌 | B．完全没有联系 |
| C．不存在阶级斗争 | D．宗教信仰相同 |
| A．英国、日本——原生型 | B．德国、美国——感应型 |
| C．法国、美国——次生型 | D．中国、日本——感应型 |
材料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1949-195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既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又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长。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强调发展生产，提高国力，改善民生，突出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6-196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铁人精神、鞍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时代精神反映了这一时期核心价值观的魅力。该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示范性作用，注重用文艺作品进行宣传与普及。
1978-1992年间，逐渐形成了以“共同富裕、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回归社会主义的正常轨道。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是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五讲四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教育活动。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日益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渐趋复杂，党和国家对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不断进行重新整合和创新发展;直至党的十八大，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采用了多样化、综合化、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如主题教育、体验式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现代媒体平台运用等方式。
——摘编自韦冬雪、陈元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迁探要》
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时代变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化”进行探究，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作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任选两个时期的史实加以阐述，做到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权力监督，在中国古已有之。西周就有过所谓做诗、诵诗的舆论监督，当时还创造了“三监”制度，并成为以后秦汉时的监察御史和刺史制度的渊源。此后中国各朝代都建有权力监督制度。西汉中期开始建立多重监察制度，如御史的监察、丞相司直的监察、司隶校尉的监察等。西汉还发明了中国最早的举报箱。唐、宋、元、明、清的监督制度都有不同程度发展。忽必烈曾说：“中书省是我的左手，枢密院是我的右手，御史台是我用来医治左右手的。”这些制度虽有一时一地之效，但并不能对贪官保持持久的威慑力。
——蒋德海《为什么说权力制衡比权力监督更重要》
材料二：（美国）宪法的核心问题是要在限制政府权力和利用政府的权能两者之间保持必要的张力。宪法不仅要完成对民族国家横向权力的划分，而且要完成对民族国家纵向权力的划分。中央与地方同时分权与制衡，防止国家权力集中到任何一个群体，有利于防止专断独裁。通过授权有限政府之职能，宪法起草者们确信减少了政府脱离人民控制的机会。
——《美国宪法分权制衡和法治原则之浅析》
材料三：从逻辑上说，权力监督中的权力，是一种外在的权力；从功能上说，它最多只能起到事后的作用。同时，由于监督权本身也是一种权力，它也必须受到监督。于是就会产生一种监督权由谁来监督的问题。而权力制衡中的权力则不同，它是一种内在的权力。在权力制衡中，每一个权力行使者都具有权力的行使者和权力的制约者的双重身份。权力的行使者不仅受到其他权力的约束，而且也同时约束着其他权力。
——蒋德海《为什么说权力制衡比权力监督更重要》
（1）根据材料一，概括出中国古代权力监督的特点。
（2）根据所学知识说明，近代美国是如何实践材料二中宪法理念的？
（3）根据材料一、三，指出中国古代权力监督与近代美国权力制衡在实际效果上的不同。综合以上三则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 A．天朝惊梦---专制梦醒---自强梦碎---建国梦成---富强梦启航 |
| B．天朝惊梦---自强梦碎---专制梦醒---建国梦成---富强梦启航 |
| C．天朝惊梦---专制梦醒---自强梦碎---富强梦启航---建国梦成 |
| D．天朝惊梦---富强梦启航---专制梦醒---自强梦碎---建国梦成 |
| A．发展资本主义 |
| B．反对专制统治 |
| C．救亡图存 |
| D．实现社会主义 |
材料一 贞观十一年（637年）唐太宗李世民颁发了《唐律·仪制令》，其中一条规定：“凡行路巷街。戏避贵，少避老，轻避重，去避来。”后来依据这些原则衍生出一些具体条款：“不得在街市走马”、“不得在人众中走马”的规定，后世演化成为“限达”和“人车分流”等现代交通规定；“以船载客，需事先订价，不得超载”的规定，在现代演化成为“禁止超载”的规定；“不得在中流索价”的规定，演化成为保护乘客交易安全的现代条款。此外，唐代对交通违法的处理十分严厉，《唐律杂律》中亦载：“诸违令者，笞五十，别式减一等。”由此可见，在唐代，我国的交通管理立法原则已经和现令相差无几。
材料二 罗马帝国的道路多为军备所设置，骑士们上马首先要从左侧进行，左侧路基会稍高些便于上马，所以演变成为骑士“靠左走”。罗马帝国对外扩张将“靠左走”的“交通规则”带到了整个欧洲。在1300年，罗马教皇卜尼法八世宣称“条条大路通罗马”，同时他还规定，来罗马朝圣者需要靠左侧行走。欧洲的贵族仍大多保持靠左行走的习惯，而农民在赶车挥鞭之时，坐在左边更顺手些，所以更多地选择从下面行驶。欧洲在18世纪中期以前没有明确的交通法律，主要依靠的是欧洲各国的习惯。
——以上材料摘编自《道路交道规则起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西方交通法规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造成中西方交通法规特点不同的原因并说明对中西方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