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撰写《史通》一书，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但这并非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作为学习的榜样，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中国文化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上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东亚文化圈内，而且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世界的文化也影响甚巨。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增多，外交史和各国史地也成为史学研究重点之一。一方面，清官方也开始关注外交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又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几部书，就是官方主持修撰的大型中外交涉历史的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一批出使国外的大臣在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外交事务的同时，还对所出使国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进行考察，留下了丰富记载，如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事》，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等。
——摘编自刘俐娜《晚清的史学发展与变革》
(1)依据材料一，归纳中国古代史学发展的优良传统。(2)依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简述8世纪前后中国文化是如何惠及东亚文化圈的？
(3)依据材料三，说明鸦片战争后中国史学研究的新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太平天国起义前，清朝财政收入以田赋为主。道光时期田赋收入占全部财政收入的一半以上，关税、盐税及杂税所占比例不高。咸丰时期，由于太平天国起义的打击，许多税关被迫停征，但沿海洋税征收大涨。咸丰三年（1853年），帮办扬州军务的刑部右侍郎雷以ÆC为筹措军费，创办厘金制度，厘金归属地方财政征收使用，咸、同时期厘金突起改变了清前期中央财政一家独大的格局。咸丰十一年（1861年）清朝建立税务司制度，洋税的征收归海关税务司专管，英国人赫德任职总税务司时长达近半个世纪。这一时期的财政总收入，较道光时期的4000万两，几乎增加1倍，而关税和厘金的征收数量均超过田赋，成为政府最为重要的财政收入来源，为“同治中兴”提供了强有力的财政支撑，清朝旧有的财政结构发生了根本改变。通过厘金制度，中央或地方当局以军需、河工、赈恤等名义勒令工商业“报效”款项，难以数计，无异在工商业者身上缠以条条锁链，四肢捆缚，血液不通。
———摘自倪玉平《晚清财政税收的近代化转型》
材料二 北洋政府时期，开始实行国税、地税的分税制，但由于中央政治权力虚弱，地方军阀截留和侵蚀国税严重，中央财政收不抵支，不得不靠借外债度日，地方割据势力藉此壮大军力，与中央分庭抗礼。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重新划分国、地财政税收，将盐税、海关税及内地税、常关税、烟酒税、厘金等划为国家税，将田赋、契税、牙税、当税、屠宰税等划为地方税。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后，随着东南沿海地区相继沦陷，作为国家税收主要来源的关税、盐税和统税大幅减少。国民政府为集中全国财力进行抗战，于1941年6月召开第三次全国财政会议，决定将全国财政分为国家财政和自治财政两大系统，原属省（市）级财政收入的田赋、营业税等均纳入国家税。“省之一级，遂无财源……有一举一动，办一事一物，均须仰赖国库支拨款项”。地方政府唯有摊派苛捐杂税以作抵补，因而加重了广大民众的负担，激化了国家与社会的矛盾。
———柯伟明《民国时期税收制度的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丰、同治时期清朝财政税收结构的变化并简析厘金制度的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民国时期实行国税、地税的分税制产生的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晚清、民国税收制度发展变化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