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在人类历史长河中，人类社会创造了形态各异的、璀璨夺目的文化样式，各种文化都以各自的独特方式为人类进步做出了贡献。“站在人类文明发展的高度上，我们应该把和平放在第一位。不同文明的国家之间有没有可能和平相处？答案是肯定的。我们生活的这个星球上，有60多亿人口，200多个国家，2500多个民族，6000多种语言，有基督教、伊斯兰教、佛教和道教等多种宗教。正是这些不同文明的相互依存、相互交流、相互借鉴、相映生辉，才构成今天这个丰富多彩的世界。”

—摘编自秦治来《尊重、维护和推进世界文化多样性》

材料二欧美发达资本主义国家，尤其是美国，凭借自己在世界贸易体系的强势地位和科技优势，将自身的文化产品销往世界各地，美国“三片”（“薯片”、“芯片”和“大片”）在世界各地大行其道。他们在获取巨额利润的同时，也积极推动海外文化传播。与此相对照，广大发展中国家的传统文化则受到强烈冲击。以语言为例，每一种语言都蕴藏着一个民族独特的文化智慧，任何一种语言的消亡都可能导致语言使用者对原属种群的文化认同的消失。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预计，到21世纪末，在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约90%的语言可能被强势语言所取代。

——摘编自周文华《世界文化多样性的形成、意义及困境》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材料一 人们称赞《史记》所述“不虚美，不隐恶，其文直，其事核，故谓之实录”。唐代史学家刘知几撰写《史通》一书，专设《直书》一篇，盛赞史学史上那些敢于秉笔直书的史学家。但这并非史学家的最终目的。司马迁作纪传体通史《史记》，为的是“述往事，思来者”，司马光作编年体通史《资治通鉴》，目的在于希望统治者能够“鉴前世之兴衰，考当今之得失，嘉善矜恶，取是舍非”。同时我们还应看到，当历代鼎革之际，继起的皇朝都十分重视修纂前朝历史，入主中原的少数民族建立的政权也不例外，以此作为朝政大事。元朝至正三年（1343），即诏令纂修宋、辽、金三史。清朝入关第二年，顺治二年（1645），即下诏修明史。他们把中原地区的先进文化作为学习的榜样，自称是炎黄以来“治统”和孔子以来“道统”的继承者。

——摘编自瞿林东《中国史学：中华民族共有的精神家园》

材料二 中国文化与外民族文化系统的交流中，也传递出独有的“智慧之光”，对人类文明的发展作出了自己的贡献。公元8世纪前后东亚国家对中国文化的大规模移植与受容，将东亚国家与中国在语言文字、思想意识、社会组织、物质文明上连成一气，形成一个在地理上以中国本土为中心，在文化上以中国文化为轴心的文化圈。中国文化不仅惠及近邻东亚文化圈内，而且对包括欧洲在内的其他世界的文化也影响甚巨。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三 鸦片战争以来，中国出现了一批介绍外国史地的著作，如《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随着对外部世界了解逐渐增多，外交史和各国史地也成为史学研究重点之一。一方面，清官方也开始关注外交史，《道光朝筹办夷务始末》，以后又有《咸丰朝筹办夷务始末》《同治朝筹办夷务始末》等几部书，就是官方主持修撰的大型中外交涉历史的资料汇编。另一方面，一批出使国外的大臣在以日记形式详细记载外交事务的同时，还对所出使国的地理风貌、人文历史进行考察，留下了丰富记载，如王韬的《法国志略》《普法战事》，薛福成的《续瀛环志略》等。

——摘编自刘俐娜《晚清的史学发展与变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