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两个阶段”的目的，并说明其共同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相互学习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 中国古代书院产生于唐末五代，兴盛于宋代。书院强调学习方法的传授，教师只择其一二进行精讲，主要由学生自修思考。学生通过学、问、思、辩，依靠自身的观察和思考来增进学识。书院师生关系融洽，感情深厚。名师们以自己渊博的学识教育学生，也以自身高尚的品德气节感染学生。书院还聘请一些德高望重和精通学术的宿学鸿儒，讲授自己的研究成果，其中书院举办的“讲会”活动，允许不同学派开展争辩。
材料二 11世纪左右，大学在西欧各地先后兴起。大学作为一种行业公会，是一种独立自主的机构，完全实行自治。大学教授可以同时在几个大学任教，学生没有入学方面的国籍限制。在大学论辩教学中学生与老师、学生与学生通过辩论的方式，相互交流学术，通过交流与辩论的方式来深入了解并吸收不同的观点。大学作为科学研究的阵地，学者们质疑权威，反对宗教思想束缚，尊崇理性，反对封建。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试论中国古代书院与西方中世纪大学的异同》
(1)结合材料一、二和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书院和西欧中世纪大学的相似点。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回答西欧中世纪大学兴起的积极影响。
材料 晋察冀边区地跨山西、河北和察哈尔三省，大部分地区交通闭塞，经济落后，人们思想比较守旧，以包办、买卖为特征的传统婚姻制度影响甚广，绝大多数人仍然沿袭着传统婚姻制度。抗日战争爆发后，中共中央非常重视华北敌后的妇女工作，规定妇女工作“以动员妇女力量参加抗战，争取抗战胜利为基本任务。”晋察冀边区陆续发布了一系列改造传统婚姻制度的法规，宣传男女平等、婚姻自由，禁止打骂、虐待、侮辱妇女和买卖妇女等，努力提高妇女的家庭、社会地位，以便发动妇女参加抗日斗争。在1939年特别是1940年边区选举中，妇女们普遍参选，据统计，妇女选民一般占妇女人数70%~80%，部分达90%，少数达到100%，并有大批积极妇女当选。晋察冀边区的婚俗改革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摘编自张志永《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婚姻制度改革新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晋察冀边区开展婚俗改革的历史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婚俗改革对晋察冀边区的影响。
材料 德国著名历史哲学家斯宾格勒对西方和整个世界的历史进行了认真的反思，他的历史观是建立在自然主义的基础之上。他反对理性，崇尚直觉，人类历史被他看作是一种纯粹自然状态的“生命历程的总和”，像任何有机物一样有自发的生老病死的过程。他认为文化是历史的主因和起源，民族和国家的母体；世界各大文化是独立发生和成长的个体形态，每个文化都贯穿自己独有的，不能更改的精神个性，是封闭的系统，没有相互影响、融合的可能性，即使有相交，也是表面上的，文化的内在精神之间始终有一道难以逾越的鸿沟。他还强调每一文化体系都是等值共时的，并不因存在时间的先后以及个性的不同而有高低不同的价值。
——摘编自郭小凌：《西方史学史》
评析上述材料中斯宾格勒的观点（任意一点或整体）。（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表达清晰。）
图1《解放画报》第12期（1921年），描绘了一女子被大秤碇压住，动弹不得，秤砣上写着四个字“男统主义”。
图2《解放画报》第15期（1921年），描绘了一女子被锁链捆绑在刻有“经济”二字的石柱上，她一旁放置了写有"实学”和“职业"的斧头。其题词为：“打器在她旁边，一味的不用，难道不要解脱这束缚么？”
图3《解放画报》第17期（1921年），其题词为：“她受过四千多年束缚，已经半身麻木。现在有人扶着她走，总该起来活动了。”不仅以女性指代祖国，且以女性来搀扶她醒来活动。
——摘编自黄兴涛《“她”字的文化史》
结合时代背景，对三幅漫画所蕴含的历史信息加以解读。
材料一
| 领域 | 中古时期文化交流与传播情况摘编 |
| 数学、天文地理 | 8世纪印度数字传入阿拉伯，12世纪由阿拉伯传入欧洲，成为世界通用的“阿拉伯数字”；10世纪，阿拉伯人修正古希腊人托勒密关于太阳轨道和行星轨道的计算方法。 |
| 科学技术 | 8世纪中国造纸术传入阿拉伯，后经由拜占庭、埃及、摩洛哥传入欧洲；指南针、火器等在13世纪经阿拉伯传入欧洲。 |
| 哲学思想 | 9世纪阿拉伯人将希腊学者柏拉图、亚里士多德等人的著作译成了阿拉伯文，11世纪下半叶到13世纪又转译为拉丁文，传入西欧，启发西欧的思想文化。 |
| 医学 | 10世纪阿拉伯人总结希腊、印度等地区的医学知识，编纂《医学集成》，在西方医学研究中使用。11世纪阿拉伯医学家阿维森纳在《医典》一书中把脉象区分为48种，其中有35种与中国的脉象名称相同。 |
材料二
(1)依据材料一，概括中古时期东西方文化交流的主要特点，并结合材料举例说明。
(2)阅读材料二，归纳《中国孤儿》与《窃国贼》两个剧本的相似之处，并从两个剧本中任选其一，分析其背景和影响。
材料一 中世纪的西方封建国家中，与君权平列的有教权。君权是世俗权力，管辖世俗界，教权是精神权力。封建君主如果侵犯了封臣的权利，封臣可以不对封主尽义务。……西方封建时代并无近代意义的立法概念，法律是古老的习惯法，法律来自社会，而非出自君权。
——吴于鹰《中西启蒙运动的比较》
材料二 以为在民国成立以前的政体全是君主专制，甚至全是苛暴的、独裁的，这话显然有错误。在革命前后持这种论调以攻击君主政体，固然是一个合宜的策略。至少除开最后明清两代的六百年。……大体上说，一千四百年的君主政体，君权是有限制的。
——吴晗《历史的镜子》（发表于1943年）
材料三 随着西方资本主义的全球扩张，包括“中国专制说”在内的西方学说被输送到世界各地。19世纪末20世纪初这种观点传入中国。谭嗣同在1896年所著的《仁学》中说“两千年来之政，秦政也，皆大盗也”，对秦汉以下的中国政治持全盘否定态度。此后……都将从秦始皇开始到20世纪初延绵不绝的中国政治体制一并视为专制政体。
——摘编自侯旭东《中国古代专制说的知识考古》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15世纪左右中国和西方政治体制的区别，并指出“一千四百年”的古代中国限制君权的因素有哪些？
(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国专制说”在中国广泛流传的原因。
材料 从中华文明的特性来看，中华文明虽然源头各异，但都起源于农耕文明。由于对待的生产对象很快从动物转向了植物，所以中华文明从骨子里少了一丝血腥，多了一份宽容，很少有文明霸权意识和侵略特性,中华文明无论是儒、道、释都不专横，都以宽容为特性，提倡“和而不同”。即使在把道家奉为正统，以老子为虚拟祖先的唐朝，儒家和佛教的发展也是迅速的。在中国现实中，往往一座山上既有道观，又有寺庙，还有孔庙，而且个个香火旺盛，无不干扰，而考古发掘中出土的许多文物经常具有两种甚至三种文化的特征:正是中华文明这种宽容的特性，使得它在对待外来文明时不会极度排斥，而是可以慢慢接受，与之共同相处。
——摘编自《中华文明的特点和原因小论》
提取材料中的信息，自拟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阐释。(要求:观点明确，史论结合，言之成理。)
材料 新中国成立60多年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经历了不同的历史时期。
1949-195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既具有新民主主义的因素，又具有社会主义的因素，并随着社会的发展，社会主义因素逐渐增长。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强调发展生产，提高国力，改善民生，突出唯物主义和马克思列宁主义。
1956-1966年间的核心价值观——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和为人民服务。铁人精神、鞍钢精神、雷锋精神、焦裕禄精神等时代精神反映了这一时期核心价值观的魅力。该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充分发挥榜样示范性作用，注重用文艺作品进行宣传与普及。
1978-1992年间，逐渐形成了以“共同富裕、民主法制、精神文明、人的全面发展”为核心的价值观，从而使社会核心价值观回归社会主义的正常轨道。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主要是以精神文明创建活动为载体，开展爱国主义教育、“五讲四美”、反对资产阶级自由化等教育活动。
1992年党的十四大之后，随着改革开放日益进入“深水区”，意识形态领域的矛盾渐趋复杂，党和国家对原有的社会价值观不断进行重新整合和创新发展;直至党的十八大，最终形成了今天的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这一时期的核心价值观教育，采用了多样化、综合化、现代化的教育方式，如主题教育、体验式教育、社会实践教育、现代媒体平台运用等方式。
——摘编自韦冬雪、陈元明:《新中国成立以来我国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迁探要》
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围绕“时代变迁与社会核心价值观教育变化”进行探究，自行拟定一个论题，并作简要阐述。(要求:论题明确，观点正确，任选两个时期的史实加以阐述，做到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