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科学文化的舶来是明清之际时代性的重大变化，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中国士大夫热切研习探求舶来的各种学理，他们意识到传统科技停滞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第（仅仅）能言其法（技巧），不能言其义（逻辑）”，更新知识必须“缘数寻理”，才能“具存实义”发现规律。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与明清更替，天文、地理、人治之学等实学为士人所看重，产生了一批脱离空谈“心性”的新型士人与政治家，诞生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一大批科技成就。
——据陈橹《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与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世纪，启蒙时代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都具有科学教育背景。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立说将科学理论介绍给公众，最著名的莫过于《大百科全书》……这一时期大学里的教授开始接受牛顿的理论，有的教授向学生展示科学原理，并向公众演示自己的发明。科学会和研究院大量建立，其中许多机构有出版图书和期刊的特许权。1738年伏尔泰出版了《牛顿的哲学原理基础》以向公众介绍牛顿的力学原理。这一时期，还有更多的向外行人讲解科学原理和知识的图书出版。
——据李大光《科学传播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时期中国相比近代西欧科技传播途径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并联系现实生活，提出一条与上述材料中不同的科技传播新途径，并简要说明其优点。
材料一 古代罗马在不同时期形成了独具魅力的体育文明。角斗是古罗马体育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被征服地区的奴隶可通过角斗获得法律上的自由。与此同时，罗马平民通过角斗还可以获得法律赋予贵族头衔或免税特权，“力大无比”者被称为“最勇敢的斗士”。这也成功吸引了大量包括皇帝、贵族、骑士在内的参与者，竞技体育成为一种覆盖全国、各等级民众的休闲方式，随处可见的竞技场也成为罗马人社交、谈论政治，表达诉求的重要场所。年轻士兵常以木制弓箭操练射靶技术，训练铅球模拟战场上的石块投掷。诗人维吉尔说：“记住，罗马人！这些就是你们的技能，通过你们的帝国统治万邦，维护和平。”
——摘编自刘欣然《古罗马角斗体育竞技研究》
材料二 先秦体育在我国古代体育中占据非常重要的地位。孔子曰“君子有三戒：及其壮也，血气方刚，戒之在斗”，而且把“射”（射箭）和“御”（驾车）作为学生的必修课，射礼的参加者对弓、箭、靶和用以伴奏的音乐作了严格的规定；荀子对身体的认识讲求“礼”，将“气”构建在“礼”之上，并认为形体美是父母给定的，而不是后天练就的，将“勇捍果断、聚众帅兵”与强力、技能有关的德性列为下德，体育运动首要任务不是争取胜利，或者并不鼓励只争取胜利，而是在竞赛中实现道德的修炼。先秦时期还把以柔克刚的舞蹈和导引功普遍用于剑术、拳斗、角力、相搏等体育娱乐活动，这些对后世产生了极大影响。
——摘编自郑淑媛《先秦儒家的精神休养》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罗马体育的特点并简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古罗马相比，中国体育的不同。
(3)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先秦中国体育对后世产生的社会价值。
材料一 在中国传统文化中，人有多元、复合的特征，故人文关怀必须通过多方位多角度的途径来实现，子曰：“克己复礼为仁”，实现“礼之用，和为贵”，构建一种全面的和谐关系体现对人的整体关怀，进而实现对整个社会的人文关怀。以“仁爱”为出发点与核心，将“孝”定为伦理的起点，以“中庸”为方式构建良好人际关系，培养“浩然正气”，提高个人修养，养成高尚道德情操。传统文化还尊重人的自主性，老子认为“道法自然”，在人与自然的相互依存与相辅相成中实现精神自由与灵魂安顿，以“仁民而爱物”之心，实现“天下一家，万物一体”的博爱情怀。
——摘编自杜喆《中国传统文化人文关怀思想研究》
材料二 对个人命运、价值和尊严的关注是文艺复兴时期人文主义者一种最基本的信念。西方人文主义者力图以科学和理性来反对中世纪独断主义的封建神学，以解放神学统治下的人和自然。他们从反对神学对人的统治出发，追求现实的人生幸福，要求恢复人的各种权利，他们把神权与人权对立起来，认为只有推翻封建神权的统治，才能彻底解放人自己。他们强调个体的自由，注重个人的奋斗和个人的权利，私人的权利和财产神圣不可侵犯。彼得拉克说：“我不想变成上帝，我自己是凡人，我只要求凡人的幸福。”在对待人与自然的关系上，西方人文主义强调以人的欲望、要求作为出发点，对自然采取征服、掠夺的方式，强调“天人相争”的观念。
——摘编自杨春苑、李春荣《论西方人文主义》
(1)根据材料一，概括中国古代人文关怀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人文主义与中国古代人文关怀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原因。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代中国人文关怀和近代西方人文主义的共同价值。
材料 古代中国人建构了一种以自己的文化为中心而达及四海的“天下观”。所谓“海内”一般指有政治文化认同的生活地域，是狭义的“天下”，也就是中国。“海外”是中国政治文化影响不及之处，是广义的“天下”，或可称为“世界”。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说：“今陛下并有天下，海内莫不率服，广览兼听，极群下之知，尽天下之美，至德昭然，施于方外。”元代欧亚大陆因蒙古人的统治连成一片，中国与中亚的联系有所增加。郑和下西洋是贯彻皇帝“以德治海”的理念，体现“德化四夷”的思想，目的不在于探险，也不为扩展海外殖民地，赠予各国的财富只为换取外邦的服顺，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华文明“达及四海”的天下观。
地中海是个十分独特的陆间海。沿岸各种文明交融、碰撞、分流的历史过程中，也塑造了一种新的世界观，这就是通过海洋联通新的文明的世界观。地中海文明的起点是尼罗河和两河流域文明，而被视为西方文明直接源头的古希腊正是吸收了这两支古老文明，承载了地中海沿岸最重要的文明积累。地中海东部的财富和文明始终是巨大的诱惑。希腊人习惯于把海洋视为抵达新文明的通路，远航的目的要么是贸易、求知，要么是开辟殖民地和征服。
——摘编自王鸿生、苏昊《论中西文明中的天下观和世界观》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指出中国古代天下观的特点并分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新世界观形成的原因，并谈谈对中西“天下观和世界观”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