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方科学文化的舶来是明清之际时代性的重大变化，来华传教士与中国士人进行了广泛的思想交流。中国士大夫热切研习探求舶来的各种学理，他们意识到传统科技停滞的最重要原因在于“第（仅仅）能言其法（技巧），不能言其义（逻辑）”，更新知识必须“缘数寻理”，才能“具存实义”发现规律。伴随着西学的传入与明清更替，天文、地理、人治之学等实学为士人所看重，产生了一批脱离空谈“心性”的新型士人与政治家，诞生了《农政全书》《天工开物》等一大批科技成就。
——据陈橹《论明清之际士人群体对西方科技的态度与历史影响》
材料二 18世纪，启蒙时代许多作家和思想家都具有科学教育背景。他们通过演讲和著书立说将科学理论介绍给公众，最著名的莫过于《大百科全书》……这一时期大学里的教授开始接受牛顿的理论，有的教授向学生展示科学原理，并向公众演示自己的发明。科学会和研究院大量建立，其中许多机构有出版图书和期刊的特许权。1738年伏尔泰出版了《牛顿的哲学原理基础》以向公众介绍牛顿的力学原理。这一时期，还有更多的向外行人讲解科学原理和知识的图书出版。
——据李大光《科学传播简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之际西方科技在中国传播的积极作用。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明清时期中国相比近代西欧科技传播途径有何不同，并分析其原因。
(3)结合所学知识并联系现实生活，提出一条与上述材料中不同的科技传播新途径，并简要说明其优点。
材料一 从16世纪开始，中西文化交流逐渐形成一股潮流。来华传教士将中国的文化典籍、科技工艺等输回欧洲，推动了西方文化对中国文化的融合和吸收。在18世纪动荡的欧洲面前，中国的道德哲学及开明君主专制更是为渴望改革的欧洲社会提供了实践依据。但是，到晚清时期，西方在华传教士和学者更加热衷于构造儒学与现代化不相容的逻辑。中国文化代表着束缚和停滞，而基督教才能带来一种崭新的生活。这种宣传在生物进化论在中国知识界广为传播的社会背景下，“西方思维方式（在中国）取得控制地位的日子一定会来到”的预言逐步变成了现实。
——摘编自吴礼明《17-19世纪中西文化的融合与分裂》
材料二 鸦片战争前后，国人对西学无统一称呼，多以“夷学”字称之。第二次鸦片战争后，一批有识之士对西方有了比较切实的了解，改变了对西方的偏见，加之有关条约明文禁止称西洋为“夷”，时人对西方文化比较广泛的称呼是“西学”。戊戌变法时期，西学之名日日见诸报刊，但也有人用“新学”概括西方文化，西学、新学之名并行不悖。庚子以后，越来越多的人乐于使用“新学”之名，新学与旧学被赋予了明显的价值判断色彩。
——摘编自熊月之《西学东渐与晚清社会》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到晚清西方对中国文化的态度变化，并分析这种变化发生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西学”在近代中国称呼变化所折射出的社会心理，并对这种社会心理作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中西文化交流的认识。
材料一 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文化源于“天人合一”、阴阳、五行与八卦等理论。从文化整体观的角度看，中国民族传统体育注重人体自身的统一性以及人体与自然界的和谐，带有某种类似经验性、直觉性、模糊性的特质。从历史趋向看，中国传统体育文化一贯向着娱乐性、表演性、礼仪性的方向发展，注重个人修养，形成了以追求自身强健和延年益寿为目的的民族内向性格；中国民族传统文化提倡“胜固可喜，败亦无忧”，体育运动中的竞争性逐渐减弱。
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以西方哲学为基础，在重外在、重分析、重与大自然抗争等观念的指导下形成和发展，注重科学实验、解剖学、生理学以及现代医学等学科知识的综合运用。
就历史发展趋势而言，西方传统竞技体育始终向着竞争性、惊险性、健美性等方面发展。在价值追求方面，西方传统竞技体育文化强调更高、更快、更强，忽视了竞争中的道德教育，提倡竞争，超过对手。
——摘编自陶晓雯《试论中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冲突与互补》
材料二 中世纪西欧的社会变迁削弱了竞技体育与宗教、教育、娱乐等依附载体之间的诸多联系，竞技体育形态在人文思潮的浸润下呈现出了近代完整形态一独立性。一方面，西方竞技体育对其他事物的依附性减弱；另一方面，其运动方式逐渐丰富。在文艺复兴时期，古希腊、古罗马体育被重新发现，学界谓之找到了“现代体育的开端”。在西欧文明“脱胎变骨”的同时，西方竞技体育的文化影响力从区域化的地中海文明向外辐射整个欧洲大陆，而竞技体育的形态特征也从区域化转为地域化。具体表现为：运动形态独立性的呈现；观念形态规范性强化；组织形态专门性显现。
——摘编自刘为坤《论西方竞技体育文化形态之嬗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古代中国和西方传统体育文化的不同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西方竞技体育向近代化转型的背景及影响。
(3)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中国现代史的知识，谈谈中西体育文化对你的启示。
材料一 在中国，“女权”一词出现在 20世纪初，而与"Feminism”对应的女性主义"或“女权主义”，却在“五四”时期才出现。新文化运动兴起后，妇女问题被公认为最重要的社会问题之一、当时知识界普遍承认“二十世纪有急待解决之大问题三：第一为劳动问题，第二为种族问题，第三为妇女问题”，“妇女问题是社会改造中的一部分”。
——节选自杨联芬《新文化运 动与“女性主义”之诞生》
材料二“女性力量”在过去一年里经常被提起。 在不同的领域，新时代的中帼追梦人冲在一线展现着自身的魅力，精彩地诠释了当下中国新一代的女性精神。
“有人说我爱岗敬业，有人说我疯了，也有人说我为了荣誉。有人不理解，一个人浑身是病，却比正常人还苦得起，支撑着我的，是共产党员的初心和使命，让我直面这片热土时，心里不愧。”
——2020年感动中国人物张桂梅语录
“我会一直心怀山海，眼有星辰，永葆初心，一次次把祖国的荣耀写满太空。”
——2022年6月5日再次升入太空的女航天员刘洋语录
“要成为一个优秀的运动员或者一支队伍的进攻核心，就要承担很多东西，这是一种责任。”
——中国女足主教练水庆霞语录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初“女权主义”兴起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新时代女性精神的价值。
材料一 由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财产关系之间的矛盾，日本贵族在信仰上产生了矛盾，并在政治上走向对立。公元646年，代表革新政治的圣德太子派遣留学生来中国学习先进思想文化并实行“大化革新”（即“大化改新”），将唐朝先进的经济政治制度和儒教思想进行广泛传播与学习，发展了以中国政治结构为蓝本的官僚制度，用外来的新文化巩固中央集权。封建制度经过500年左右的发展后，源赖朝开始建立幕府制度，实行“将军—大名—武士—农、工、商”这一严格的身份等级制，要求各个阶层安守本分，并反对一切违背传统伦理道德的行为。从镰仓幕府至德川幕府近700年间，武士阶层创建了一种规范性的伦理行为，被称为“武士道”。武士道精神不仅是建立在武士阶层中的道德伦理规范，同时也为各个社会阶层设立了道德标准。
——摘编自于师懿《儒家文化与日本武士道精神》
材料二 自1871年到1945年，中国人对日本的认知和研究可分为两个阶段：从1871年至1919年巴黎和会召开为第一阶段，黄遵宪的《日本国志》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他自述写作原则是“凡牵涉西法，尤加详备，期适用也”。从中日甲午战争（尤其是日俄战争）以后至民国初年，中国东渡日本留学者络绎于途。1919年至1945年为第二阶段，蒋百里的《日本人》等为这一阶段的代表之作。1919年巴黎和会上，日本意图攫取德国在华利益，进而窥视华北，引起国人警惕。“九一八”事变后，《大公报》确立“明耻教战”方针，搜集整理中日关系史料，每日在《大公报》上连载一段。1937年9月，蒋百里奉命出使欧洲，他在柏林写成题为《日本人》的小册子。和蒋百里同时期留学日本的戴季陶于1928年写成《日本论》一书，该书从“学问本身”对日本进行了一番研究。
——摘编自陈建云《〈中国抗战画史〉与曹聚仁的“日本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日本武士道精神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近代中国研究日本的“两个阶段”的目的，并说明其共同的意义。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从历史上中日之间的相互学习中所得到的启示。
材料一：墨子（公元前476－约前390）的思想大多依赖《墨子》以传，作为墨子思想结构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非攻”思想是其思想结构体系中的核心。墨子反对具有侵略攻伐性质的不“义”战争，对于禹征有苗，汤伐桀，武王伐纣是持赞赏态度的，因为这种战争是符合“义”的。为了使“非攻”得以顺利实现，主张备兵自守是达到非攻和国家安全的手段和保证。墨子认为侵略攻伐是天下之大害，应当坚决反对和制止。墨子为促进其思想的实现做出了大量的努力，以实现天下“兼相爱，交相利”的理想追求。
——摘编自赵英莲《墨子非攻思想及对构建和谐世界的意义》等
材料二：欧洲民族国家的形成是王朝领土扩张运动的阶段性成果，在中产阶级的兴起以及王权支持的背景下，三十年战争（1618-1648）激发了有关自然法问题的思考，产生了一套旨在限制国际战争破坏性的现代国际法体系。1625年，荷兰法学家格劳秀斯在《战争与和平法》中说：战争实在是一个人性泯灭，天理不存的世界，必须找出某种具有无上权威的东西，某种普遍适用的伦理法则标准来对其加以约束和规范。他认为国际法应尽最大努力防止战争的发生，交战双方应严格遵守国际法规定的权利和义务，实行人道主义，避免野蛮行为。战争结束后，和平条约应该得到各方的尊重和严格的执行。
——摘编自马克垚《世界文明史》等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墨子关于战争的思想主张并简述其在当今社会的价值体现。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格劳秀斯战争观出现的历史背景，简要评价他的观点。
材料一 托夫勒指出在社会发展中，由资本、暴力和知识重新构建新的社会权力。在这样的背景下，私权的保护和尊重不应该只体现在文本之上，更应该从思想观念和生活行为习惯上以强有力的制度保证，促进社会层面的民主进一步发展，且离开合理的制度安排，完善的治理结构，公平的分配，民主的价值必然不会得到体现。打造公民社会推动社会层面的民主发展，主要在公民教育上，公民的责任感必须灌输到每个人身上，让其明白作为一名公民，不能对社会发生的侵权保持沉默。并且，政府若不能再平衡利益，知识的权力性引发的一系列问题累积下来在未来是可能存在流血危险的。因此，重新审视民主与民本思想，打造公民社会，普及公民教育，推动社会层面的民主发展实为迫切。
材料二 西方人不想改变他们的生活方式。美国人的个人主义、欧洲人的“三漫”（散漫、浪漫、傲慢）问题很难令他们做到团结应对疫情。东亚三国（中日韩）应对疫情成为世界羡慕对象，凸显东方文化在危机重重背景下如何在利己—利他、个体—集体、自由—秩序间把握好度、保持好平衡。中央社会主义学院第一副院长潘岳撰文比较中西方文明根性时指出，当今时代，最大的矛盾是“自由优先”还是“秩序优先”，这恰是希腊文明和中华文明的核心要义。对自由优先与秩序优先的分歧，不应成为中西文明交流的障碍，反而应成为中西文明互鉴的基础。一方面，技术发展进入爆炸式创新的前夜，让人们深刻认识到自由带来的创造力；另一方面，非传统安全危机频繁暴发，也让人们重新认识到秩序的宝贵。对于自由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秩序，以防止瓦解；对于秩序来说，要探讨如何加强自由，以激发创新。问题不是在自由和秩序中二选一，而是在哪个环节加强自由，在哪个环节加强秩序。超越东西、南北，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新文化，是疫情带来的应有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近代民主思想的内涵。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西方文化的本质差异？并谈谈你对此现象的认识？
| 年份 | 博士 | 论文选题 | 主要内容 |
| 1909 | 周毅卿 | 《中国宁波的商业形态》 | 以宁波为背景论述中国古代的行会组织与城市经济 |
| 1911 | 陈焕章 | 《孔门理财学》 | 按照西方经济学原理，分别讨论了孔子及其儒家学派的一般经济学说及其在消费、生产、公共财产方面的思想 |
| 1914 | 陈兆焜 | 《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1644~1911）》 | 从现代经济学角度论述清代中国的税收制度 |
| 1920 | 刘文显 | 《中国农村田产的优点与 经营》 | 按现代经济学原理论述中国古代的土地制度与经营形态 |
| A．向国人推介了西方经济学理论 | B．在西方传播了中国的传统智慧 |
| C．深化了对中国经济形态的认识 | D．通过融汇中西实现了理论创新 |
材料一 咸同时期，开明士大夫积极推动的国防近代化，在军工、海防、陆军等层面逐步从浅显而深化，甚至是从无到有，一定程度上使晚清的国防力量有所增强，在国防实践中发挥了一定的实效，即便如此，仍是一次不彻底的转型。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传统走向近代之际，开明士大夫基于“自强”、“御侮”而积极求新，内心深处又对传统武备极具自信，因而强烈要求突破传统的案白，但又无法摆脱传统的羁绊，致使其在近代国防建设的认知上处于“旧者未去，新者未立”的状态，这既是时代局限，也是现实使然。
——熊顺成《咸同时期开明士大夫国防近代化的认知与实践研究》
材料二 20世纪70年代末，国防科技工业开始服从、服务于国家经济建设大局，立足“富起来”，走军民结合发展之路，利用设备、技术和人才方面的优势，绝大部分生产能力转向轻工产品和家用电器等民生生产领域，成为促进和推动国民经济发展的有生力量。20世纪90年代，国防科技工业推进市场化改革，转换经营机制，建立现代企业制度，并进行产业结构调整和升级。同时与世界上几十个国家和地区在核电、航空、航天、船舶、能源、交通等领域，
建立了广泛的合作关系。新世纪、新阶段，走中国特色军民融合式发展道路，进一步发挥国防科技工业对国民经济的促进作用，促进国防领域和民用领域的科技成果、人才、资金、信息等要素交流融合。以军民融合产业为主体的国防科技工业军民结合、寓军于民和军民融合式发展，促进军工经济持续健康增长，形成了一批军工特色的高科技产业群，成为辐射带动经济发展的重要力量。
——申晓勇《新中国70年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特点和经验研究》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咸同时期国防近代化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后，国防科技工业不断发展的背景，并说明其意义。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现代国防科技工业发展的启示。
材料一 明朝末年，利玛窦等欧洲传教士纷纷来华，揭开了西学东渐的序幕。这些精通天文历算的传教士用科学知识来吸引中国人接受天主教，并结交了徐光启等士大夫官僚。徐光启不仅向利玛窦学到了许多西洋科学知识，还在中国传统科学的基础上借鉴了西方科学成果与思想方法，提出了“欲求超胜，必须会通”的主张。明清易代后，康熙帝不仅亲自向传教士学习西方数学知识，还在畅春园开设“蒙养斋”，精选一批八旗、汉人子弟学习数学。康熙帝对西学的热情甚至扭转了部分士大夫的学术宗尚，使研究、传播和运用西学成为清初的一时之风。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学首先在林则徐、魏源等思想敏锐的士大夫中传播。他们介绍西方的《海国图志》等著作虽弥足珍贵，但对社会影响力很有限。随着洋务运动的开展，教育界也吹起了改革新风。1862年，“京师同文馆”开设了英、法、俄等外语以及算学、化学、万国公法、医学生理、天文等课程。此后，西式学堂在华夏大地竞相出现。甲午战争后，激愤于列强瓜分中国而发动的百日维新虽短时而败，但“智慧骤开，如九流沸腾，不可遏抑”，维新志士们以进化论来论说变法的必要和紧迫，以自由平等的启蒙学说来阐释君民关系的新理念。中华文明由此开始了前所未有的大转型。
——摘编自刘勇强编著《集成与转型·明中叶至辛亥革命的精神文明》
(1)根据材料一，归纳明末清初西方科技知识得以在中国传播的主要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西学传播的新特点。
(3)综上材料，简析明末以来的西学东渐对中国社会产生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