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据商务部文化贸易公共信息服务平台统计
材料二 “一带一路”倡议提出以来，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的文化贸易在影视等特色文化产业的文化产品传播上取得了前所未有的突破。自“一带一路”倡议实施以来，中国影视作品在东南亚、西亚、南亚和俄罗斯等市场的传播力和影响力不断增强。2015年，中国向东南亚出口电视节目总额达到12397.39万元，占电视节目出口总额的24.15%，2016年提升到31.50%。影视等产业的文化传播，向共建“一带一路”国家人民展现了中国的社会风貌和人民精神面貌，使中国的国家形象和文化魅力更加直观、丰满。
材料三 随着美国“重返亚太”战略的实施，巴以冲突、乌克兰危机等事件的发生，持续给“一带一路”周边地区的安全环境蒙上了阴影。而全球经济正经历下行阶段，增长动力减弱，各种深层次矛盾进一步凸显。受经济下行影响，“逆全球化”风潮涌起，贸易保护主义抬头，严重阻碍了全球产品和服务的流动，加重了全球经济运行负担。
——材料二、三均摘编自任力等《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成效、挑战与对策》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与共建“一带一路”国家文化贸易取得的成就及其意义。(2)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中国“一带一路”倡议面临的挑战，并谈谈你的应对策略。
材料一 中古中后期及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发展标志性事件（部分）
| 时间 | 事件 |
| 11世纪 | 西班牙莱昂、英国伦敦等获得自治的特许状 |
| 12世纪 | 博洛尼亚大学、牛津大学成立，巴黎的教师组成教师行会 |
| 13世纪 | 巴黎大学、剑桥大学成立，但丁成为佛罗伦萨城市共和国百人会议的成员 |
| 14世纪 | 德意志各大商业城市正式组建汉萨同盟，同盟设有最高议会和最高法院，入盟城市必须遵守同盟权力机关作出的决定 |
——据吴于廑、齐世荣主编《世界史》等整理
材料二 平等是维系中世纪西欧市民认同和契约的纽带。城市为市民提供了基本的市民权，从法律意义上说，所有市民的身份是平等的。周边农村乃至外地（国）涌入城市想成为市民的人，多是冲着能与他人享有平等机会而来的。因此，城市本质上是一个封建等级社会中出现的非等级社会。城市即使呈现出等级分层，基本上也是以财富为基础的，是开放式、动态式的。在商品交换过程中，商品所有者的身份是平等的。商品价格的高低与商品主人的出身不相干。领主在市场上无论是购买还是出售商品，都得承认对方的独立意志与平等身份。商品货币关系越发展，平等原则就越重要。市场中逐渐形成的商法体系，使平等交易原则进一步得到法律确认。常有城市议员说：他们从来没有听说过有充当奴隶的人。当然，城市富有贵族和城市普通市民的法律地位平等不能掩盖社会地位不平等。
——摘编自刘景华《中世纪城市与欧洲文明成型》
(1)根据材料一、二、归纳中世纪后期至近代早期西欧城市发展的特征，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历史作用。(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阐述你对中世纪后期西欧城市中的“平等原则”的看法。
材料一：党在这次事变（九一八事变）中的中心任务是：抓住广大的群众对于国民党的失望与愤怒而组织他们引导他们走向消灭国民党统治的争斗……领导群众反对日本帝国主义的暴力政策，反对帝国主义的奴役和侵略。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新闻网《中共中央关于日本帝国主义强占满洲事变的决议》
材料二：1935年8月1日，中共中央发表《八一宣言》，指出：“大家都应当停止内战，以便集中一切国力（人力、物力、财力、武力等）去为抗日救国的神圣事业而奋斗。只要国民党军队停止进攻苏区行动，只要任何部队实行对日抗战，不管过去和现在他们与红军之间有任何旧仇宿怨……红军不仅立刻对之停止敌对行为，而且愿意与之亲密携手共同救国”。
——摘编自《八一宣言》
材料三：西安事变爆发以后，中国共产党派周恩来同蒋介石谈判国共合作事宜，同意“取消红军名义及番号，改编为国民革命军，受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之统辖，并待命出动，担任抗日前线之职责”。1937年7月15日，周恩来向蒋介石提交《中共中央为公布国共合作宣言》提出发动全民族抗战的基本主张，并重申了中国共产党的各项保证。为了尽早实现联合抗日，中国共产党还主动积极动员国民党内各种势力停止反蒋，一致抗日。在中国共产党的努力和推动下，国共第二次合作最终得以实现。
——摘编自王凤志、钱家慧《两次国共合作的比较及其当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中国共产党抗日方针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这一变化的背景。(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共产党为促成国共合作抗日所作的努力，并对此进行简要评价。
材料庆历新政时期，范仲淹将“名教”纳入封建伦理道德的基本规范，他指出“我先王以名为教,使天下自劝”，认为儒家教人重名，旨在鼓励世人为国为民;并认为“国家之患，莫大于乏人”，人才缺乏的主因是“教有所未格,器有所未就”，并强调“教不本于学校……则不能覆名实”。他倡言在科举内容上要求进士先策论而后诗赋，并强调“考校进士，以策论高，词赋次者为优等，策论平，词赋优者为次等，诸科经旨通者为优等,墨义通者为次等。”在选官上他认为，官吏职位高低必须与能力大小与相一致，并指出“若力小任重，则挠权乱法，增朝廷之过”，相反则会压制人才,挫伤积极性，如他见胡瑗“志行坟典，力行礼义”，故奏荐其为学官。此外,他还认为官吏的监督和考核是官员管理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强调监察官不仅要有丰富的学识、敏锐的洞察力,还要有不畏强权、关键时刻能把生死置之度外的精神。
——摘编自夏其干《范仲淹吏治思想初探》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范仲淹吏治改革思想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范仲淹吏治改革思想的影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