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代前期，佛教既是中国与遥远地区进行密切文化联系的工具，又是这种联系的动力；海陆两路的地区间贸易发展远远超过汉代时的情况……与外国的接触带来了许多新的农作物和一些技术，例如茶叶从东南亚传入中国，起初是作药用和提神，到唐朝后期用途更为广泛，后来由中国向外传播，成为世界上最普遍的饮料。更多的技术进步出自中国自身。诸如瓷器、火药、手推车等。唐朝作为当时最大的帝国受到许多临近民族的极力效仿。不仅把它视为当时首屈一指的军事强国而且视为政治和文化的楷模。

——摘编自费正清、赖肖尔主编的《中国传统与变革》

材料二   近代以来，在列强的压力下，中国被迫开放了一系列通商口岸。经常办理对外交涉的部分官员开始意识到，对英、法、美等国，断不能“绳之落属之礼”，主张“与其争虚名而无实效，不若略小节而就大谋”，道光皇帝采纳这些人的“权宜之计”，遂在朝廷设置办理各国通商事务的大臣。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深感“夷务”处理混乱不堪，加之增开通商口岸、列强公使驻京已成定局，于是萌生在京设一机构，统筹外交全局的想法。1861年1月，总理衙门在京设立，下设英、法、俄、美及海防五股。1901年又将总理衙门改为外务部。除了前期的胁迫通商，自1898年至1910年，清政府又主动开设了30余个商埠。

——据《中国近代经济史统计资料选辑）《史学月刊》等改编

材料三   在当今这样日趋开放、合作的时代，中国外交应善于将自身国情与世界发展趋势结合起来，做到内外兼修，要把有利的国际条件转化为有利的国内条件，也要把有利的国内条件转化为有利的国际条件。

——章百家《改变自己，影响世界——20世纪中国外交基不线索刍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