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从国家法层面，《宋刑统》之民商事立法，沿袭唐律，但《宋刑统·户婚律》还创设了“户绝资产”门和“死商钱物”门。“户绝资产”门规定了一般民户的财产继承法，“死商钱物”门规定了商人和外国商人的财产继承法，二者均明确了财产继承人的范围和遗产的分配、处理原则。……敕是宋代重要的法律形式，以灵活的形式突破了律典正文的规定，较唐代是历史的一大进步。

在长期的司法实践中，宋代司法官员形成一套处理民事诉讼的规则和方法。“切惟官司理断典卖田地之诉，法当以契书为主，而所执契书则又当明辨其真伪，则无遁情”。在审理婚姻、田宅诉讼时，“若其两辞纷挚，郡呼之使至案前，及复论辨，未尝敢临之鞭朴，亦未尝取拘之囹圄。因是以理断曲直，庶几可以无失。”

在民间法层面，宋代士大夫努力重建基层社会秩序，真德秀《教子斋规》说：“凡为人要识道理，识礼数。在家庭事父母，入书院事先生。并要恭敬顺从，遵依教诲。”宋代家训还多存在禁止性和惩罚性规定，作为日常行为规范，直接约束家庭成员的行为。……士绅通过修家训、族谱明收祖敬宗之效，以乡约维护乡里秩序。

——陈景良《法律史视野下的唐宋社会变革》

材料一   1851年起，德国铁路建设的投资占全部生产投资的1/5，成为工业化的先导部门。铁路建设推动了冶金和采矿工业的发展，垄断组织实现了横向联合，保证了德国钢材在国际市场上的竞争能力。19世纪六七十年代，在有机化学工业和合成材料方面确立优势甚至垄断地位，电气工业也一直处于世界的领先地位。

——摘编自钱乘旦等《世界现代化进程》

材料二   西方的现代化是资本逻辑支配下的现代生产关系构成了西方现代化模式的实质，西方的现代化模式被马克思明确界定为资本逻辑支配下的野蛮扩张过程。蕴含着“现代性”的社会财富来源于机器化大生产下对劳动者剩余价值的剥削，这种剥削状态使得劳动者成为“异化”状态。

——摘编自蓝志勇《中西方现代化历程的比较与思考》

材料一   1920年代末到1930年代，在中国农村经济日益走向衰落的背景下，兴起了乡村建设运动。来自救育机构，学术团体和大专院校的倡导者们，在定县，邹平、新都等地创建试验区，成立乡村小学，平民学校、夜校；改良农业，提倡副业；成立借贷处和信用合作社；设立乡村医院、卫生所等。不少乡建工作者与农民同生活，共劳动，尽量使自己“农民化”。然而，十年乡村建设运动，不仅复兴农村经济的目的没有实现，相反各实验区经济的衰落程度进一步加深。

——摘编自晏阳初《十年来的中国乡村建设》

材料二   在改革开放后的20多年里，经过经济体制改革减贫政策阶段、大规模开发式扶贫政策阶段、扶贫攻坚政策阶段的努力，中国农村反贫困工作取得了巨大成就，农村的绝对贫困状况得到了很大缓解。

——摘编自吕书奇《中国农村扶贫政策及成效研究》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社会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