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代冶铁业的规模有明显的扩大，其技术水平也在不断提高。目前发现的汉代冶铁遗址主要分布在豫、冀、晋、鲁、陕等地区。产铁之地设铁官，专管冶铁和铸造铁器，全国共有49处。较大的冶铸作坊有郑州古荥镇、南阳瓦房庄等遗址。这些遗址面积大，炼铁炉种类多，所用技术较为先进。生铁炒炼成钢等技术的应用提高了铁产量。汉代冶铁技术的提高为生产工具的制造和改进奠定了良好的基础。据考古发掘，我国古代主要农具大部分已在汉代出现，可分为垦耕工具、播种工具、整地工具和收获工具等类型。
——摘编自张钢杰《试论汉代冶铁业的发展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
材料二 明代山西等地冶铁业得到空前发展。其规模之大、产量之多，超过了以往所有朝代。据统计，当时全国共有246个铁矿产地，这为后来我国冶金勘探部门“就矿找矿”提供了历史线索，非常利于我国铁矿普查任务的完成。明代在这些铁矿上，建立了许多官营、民营冶铁场所。随着工匠管理体制的改革，民营铁矿的产量大幅度提升。不少冶铁工业城镇涌现，如佛山镇“民庐栉比，屋瓦鳞次，几万余家”，“工擅炉治之巧，四方商贩辐揍”，江苏的吴江县庞村，嘉靖时“有前后二村，居民数百家，铁工过半”。高超的“生铁淋口”技术不仅用于生产农具、兵器和一般生活用具，还铸造了出口到日本、朝鲜等地的铁钟、铁菩萨等艺术品。
——摘编自黄启臣《明代山西冶铁业的发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汉代冶铁业发展的具体表现及其对农业生产的影响。(2)根据材料一、二，指出与汉代相比，明代冶铁业的不同之处，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考古工作者在江西仙人洞、吊桶环遗址，湖南玉蟾岩遗址发现了水稻遗存，距今约1.2万年；在浙江上山遗址发现了炭化稻米，距今1万年左右。新石器时代早期河南贾湖遗址证实，中国早在距今9000年时已有礼制活动。仰韶文化时期，开始出现礼器并形成相应礼制。中国象形文字的历史可以追溯到5000年前甚至更早。河南贾湖遗址的龟甲刻符，提供了8000年前早期先民开始探索文字的线索。在以郑州为中心的中原腹地不断发现仰韶文化时期的丝织品，这表明中国先民早在5000多年前已开始育蚕制丝。
——摘编自袁广阔《源远流长 博大精深——中华文明为人类文明进步作出重大贡献》
材料二 大约距今5000年前，黄河上游地区就接受了起源于西亚地区古文明的制作铜器、栽培小麦、饲养黄牛和绵羊等新的技术。与此同时，起源于史前时期中国的稻、粟、黍的栽培也向西亚和其他地区传播。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中华文明在接受了西亚地区传来的冶金术后，对其加以消化吸收，大约在距今4300年前的黄河中游地区发明了泥范铸造铜铃乃至青铜容器的技术。到了夏、商朝，青铜容器制作工艺技术得到突飞猛进的发展，形成了在世界上首屈一指的青铜文明。
——据王巍《中华文明探源工程——揭示中华文明起源、形成、发展的历史脉络》
材料三 2004年以来多家单位合作对甘肃省张家川县马家塬战国墓地进行了考古调查发掘，出土了罕见的金、银、铜、铁、玻璃、豪华二轮马车等殉葬器物，经过多学科联合攻关，揭示了丰富的历史文化信息，为研究西戎文化、秦戎关系、古代北方民族史、中国科技史以及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演进历程等提供了新的实物证据。
——据杨维军《探索文明起源需要多方发力》
(1)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三则材料对研究中华文明的史料价值并说明你的依据。(2)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实施中华文明探源工程的意义。
材料一 在中国古代传统社会中，基层治理实行的是“士绅之治”，乡村的实际权力掌握在作为地方精英的士绅手里。士绅们具有公共地位，负责地方事务，其地位则是被其所管辖的乡民所授权的。乡绅必须要对乡民负责，接受乡民监督，一切行为举止要考虑公共舆论和道德习俗的影响，不得任性而为。尽管在一定程度上，士绅的角色类似于政府在地方管理的角色，但作为地方的代理者和维护者，在与国家政权的关系上，其维护的是地方的利益，而不是国家政权的地方代理人。士绅虽也必须受国家管制，但其自身活动空间较大，比如，在维护地方利益方面，其可以与地方衙门进行交涉。
——摘编自秦德君毛光霞《中国古代“乡绅之治”：治理逻辑与现代蕴意一中国基层社会治理的非行政化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国家面临治理任务日益繁多，控制乡村显得更加重要。于是，政府逐渐重视起对基层的治理，原来乡村自治的界限被国家打破，基层政权日益官僚化，统一编制，基层政权的代理人由国家指派和管理。一方面，国家权力也因此通过多种途径渗入乡村社会，国家对乡村的控制得到加强，地方势力把持基层政权造成的地方团体化也被打破。另一方面，这种变化也打破了“双轨政治”的平衡，使国家有力量剥削乡村，农民的利益受到损害，地方基层治理被严重破坏。
——摘编自王德成《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沿革及当代转型》
材料三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特别是党的十四大以后，随着改革开放的深入，商品化经济程度不断加深，市场和政府在资源配置中地位的变化，中国基层组织逐渐形成了以街道党委为领导核心、以街道办事处为管理主体的治理模式，逐渐构建起“自治、法治、德治”相融合的乡村治理体系，同时，着力补齐农村基层社会建设短板。通过加强“街道办事处一居委会”体制，使国家政权的力量在城市基层不断得以强化，街道的行政组织机制也不断完善，居委会逐渐成为城市基层的“行政细胞”，行政能力与行政资源得到增强和提升。
——摘编自吴晓霞《当代中国基层治理的演进线索和内在逻辑》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传统社会城乡基层治理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影响近代基层治理转型的因素。
(3)综合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文化遗产保护的时空线索
材料 工业遗产是人类发展的“见证者”，1986年开始工业遗产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收入《世界遗产名录》。如何对工业遗产进行保护与再利用不仅受到越来越多国家的重视，也是现代城市规划师与建筑师关注的热点话题之一。通过梳理中西方工业化历程，有学者依据不同时期留存的工业遗产绘制出“工业遗产产生时间线”（甲图），还按照工业遗产的空间分布，绘制出“宏观保护理念示意图”（乙图）。
——摘编自徐恺阳等《特色化视角下的工业遗产价值思辨——以四川机器局遗址为例》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如果让你绘制另一类型文化遗产的时空线索示意图，说说你的设计并说明理由。
①有效地拓宽了公民监督渠道 ②有效扩大了公民的政治权利
③能够确保杜绝不良信息传播 ④有利于发挥舆论监督的力量
| A．①④ | B．①② | C．②③ | D．③④ |
上面三幅油画分别是《南昌起义》《井冈山会师》《遵义会议》。1927年下半年中国革命陷入低潮，中国共产党毅然发动南昌起义，开始了探路历程。以城市为中心的俄式道路又走不通，中国共产党结合中国国情，开辟出了正确的革命道路。第五次反围剿和长征初期的失败，使革命到了危急关头。中共中央召开遵义会议，确立了正确的领路人，挽救了革命。
结合材料与中国近代史的相关知识，以“探路·开路·领路”为线索，对中国共产党1927-1936年的革命道路进行简要阐述。（要求：观点正确，史实准确，论证充分，表述清晰。）
| A．判断《老子》成书年代，实物比文献更接近历史真相 | B．"思想线索"法在史学研究上没有价值，不足为据 |
| C．怀疑态度值得提倡，但在证据不足时应暂缓判断 | D．研究者立场与方法不同，应容许不同观点存在 |
材料一 19世纪晚期，西方科技发展出现新趋势：科学研究与工业生产直接结合，许多大型企业建立了科学技术实验室，如德国西门子等；科学研究走上集体攻关道路，1873年德国“国立物理研究所”、1876年美国爱迪生实验室即在此背景下创立；各国大量创办理工学院和技工院校；企业在科研中的地位日益提升。1901年，美国82%的专利颁发给个人，18%颁发给公司；1932年，公司所获专利数超过国家颁发专利总数的一半。
——摘编自何顺果《世界史：以文明演进为线索》等
材料二 二战以来，科学研究出现一种新模式——“大科学”。它将基础理论研究与尖端工程联系起来，以解决重大问题。“大科学”对资金、设备和跨学科要求更高，远超普通企业的承受能力，只能由大型企业或政府资助和组织。到1965年，美国国民收入的3%用于科学研发，科研资金的3/4来自政府。苏联也大致类似。二战以来，美苏在众多领域尤其是军用领域取得了惊人的成就。“大科学”日益成为大国竞争的重要舞台。
——摘编自巴克勒《西方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括19世纪晚期20世纪初科学研究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晚期以来科学研究主体的变化及其影响。
材料 于尔根·奥斯特哈默的《世界的演变：19世纪史》一书，被誉为“德国史学领域的里程碑”，很快就有了多种语文的译本，在国际学术界产生了广泛影响。这本书是关于19世纪的深度思考，奥斯特哈默说，“我想要阐释和论述的对象，并非一段封闭的、自我满足的19世纪历史，而是一个时代与历史轨迹相融合的关系，也就是历史之中的19世纪”。本书中“诸多内容和线索”所显示的19世纪，则从18世纪60年代延伸至20世纪20年代，是一个“更长的19世纪”。奥斯特哈默在写作19世纪史时，给出了三个名号，即“资本的年代”“革命的年代”和“帝国的年代”。
——摘编自李剑鸣《全球史写作中的时空结构》
根据材料及所学知识，谈谈你对“更长的19世纪”是如何理解的。(要求：持论有据，论述充分，逻辑清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