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西汉以前都城布局坐西朝东，是继承过去宗法制度的礼制，以东向为尊。东汉以后都城布局改为坐北朝南，是推崇皇权的礼制'以南向为尊。当时在中央集权的政治体制下，为了尊崇皇权的需要，把皇帝祭天之礼作为每年举行的重大典礼，规定在南郊举行，这是使都城布局坐北朝南的一个原因。

——杨宽《中国古代都城制度史研究》

材料二   王子今《“忠”观念研究》从历代典籍、石刻、碑文、敦煌遗书等多种史料以及民俗文化、人名、地名中发掘“忠”观念的表现及演变过程，发现秦汉专制政体的奠基导致“忠”的政治规范的定型。“早期（战国时期）政治道德形式中的某些情感因素，已经逐渐为完全由政治地位所决定的义务和责任的严格规范所代替”，“为人臣必忠”，“危身奉上日忠”。表明“忠”是对皇帝的绝对服从，“不忠”常常是君主令臣下致死的罪名。

——黄敏兰《质疑“中国古代专制说”依据何在》

材料三   清朝雍正帝的御用作坊无所不能，制作的器物数量之多，令人难以置信，甚至还能制造重型武器。……按照朝廷的制度，武器的设计、制作和使用是国家的事，权归兵部、工部。可是雍正皇帝用国库银两制造大量武器，无论兵部、工部，还是内阁都无权过问。造办处还制作其他物品。这些物品一部分用来赏赐群臣，以笼络臣下；一部分为己用，如出宫防卫。

——杨启樵《雍正帝的御用作坊》

材料四   一般人往往说，中国过去是一个君主专制的国家，我认为称它是君主则诚然的，称它为专制，那就未免有一点冤枉。……因全国人民参政，都由政府法律规定，皇帝也不能任意修改。即如清代考试制度所规定的考试时日，两百几十年来也未曾更改过。所以中国的传统政治，实在不能说它是君主专制。

——钱穆《国史新论》

材料   美国学者奥斯古德曾说：“国家利益被理解为一种只对国家有利的事态。导致人们追求这一目标的国家利己主义动机，是以只关心一国自己的福利为标志的，它是国家集团自私的表现。”美国政治学教授詹姆斯·罗森奥在考察国家利益这一概念的历史时写道：“国家利益的概念，在政治分析和政治行为这两种意义上均被加以使用。作为分析工具，它用描述、解释或估价一国外交政策的本源或适当性，作为政治行为的手段，用来为某些政策进行辩护，提出谴责，或加以肯定。”

——摘编自蔡华堂《论国家利益的实质及其在国际关系中的作用》

材料一   随着黄道婆的手工棉纺织技艺在松江地区的传播，逐渐开始辐射到整个江南，随后向中原、湖广等地扩展，掀起了一场明清时期的“棉花革命”。在明清政府的推动下，棉花作为经济作物被大量种植，加之河南、山东等地的棉花伴随着地区商品市场的发展作为大宗商品贩运至江南，为江南地区棉纺织业提供了充足的原料。由于棉纺织业的发展，对纺织劳动力需求进一步增大，出现了雇染匠、研匠“往来成群”的现象，在织造、染色和平整等流程上的分工也越来越细。棉纺织产品不再停留在自给自足的小农范畴，而是大量投入市场销售，迎合了明清时期日益增长的人口需求，棉布成为“寸布皆有”的主要布料，并远销海外。

——摘编自毕东海《棉花的革命》

材料二   近代开埠通商以来，洋商凭借雄厚的资金及本国国家权力为后盾，使我国棉花贸易基本落入外人之手，而华商大多资本短缺，金融周转不灵难以与洋商抗衡。近代国际市场棉花贸易日益标准化，且一般采用国际通行的机器打包，棉包密度有严格规定，而中国市场棉花贸易缺乏量化标准，打包的形色也颇有参差，部分棉商甚至为了谋求利益，人工掺水掺杂。洋商在航运交通上的优势大大缩短了交易周期和经营成本，而这也使得华商望其项背，加之战争对船只、火车运输的阻断“贸易几至完全停顿”的现象偶有发生。然而在国际贸易大背景下，在华洋行为华人棉商提供了模仿和学习的机会，棉业公会相继确立，业务涵盖了从国内贸易到国际贸易，从零收贩运到加工业务，从设行收花到居间介绍。

——摘编自于新娟《近代国际化背景下的江南棉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