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顾炎武在《日知录》中说：“古人作史，有不待论断而于叙事之中，即见其旨意，惟太史公能之”。如《李斯列传》开篇，李斯对比厕中与仓中之鼠后大发感慨：“人之贤不肖，譬如鼠矣，在所自处耳”，刻画出他热衷富贵、狡诈自私、阿顺苟合的卑劣人格。对于李斯的非凡政治才干和显赫政绩——二十年间完成了几代先王未竟事业，又主谋了一系列大刀阔斧的改革，如焚书坑儒、统一文字和度量衡、外攘四夷等——司马迁予以充分肯定，这是不同于时贤的惊世骇俗之新论，独树一帜。“人皆以斯极忠而被王刑杀”，司马迁则考察相关事实以得出真相：始皇死后，赵高矫诏并劝诱李斯，李斯起初斥责其不忠有贰。但当赵高道出：“君听臣之计，即长有封侯，世世称孤⋯⋯今释此而不从，祸及子孙”时，李斯就苟合以求自安，并假惺惺地太息垂泪。司马迁点评道：“不然，斯之功且与周召列矣”。

——摘编自田劲松《论司马迁对法家人物的评价》等

材料   清代，新疆多由少数民族官员“米拉甫”“考克巴斯”直接管理灌溉、水讼等事务，政府一般不直接干预地方农田水利事务。民国二年，新疆设置了“水利委员会”。兴修水利的程序，一般是先由地方知事查勘当地情况呈报，然后水利委员会讨论研究后，派委员赴该地监督施工，而且工程告竣后还有总结经验的报告。新疆省政府中的政务、农矿等厅均设有管水机构，各县设建设科或农牧科主管辖境水利。为顺畅省政府对地方的管理，县的设置被大力推广。南疆地区的基层管理力度一直相对薄弱，政府用“乡约”制度，取代原有的“米拉甫”，乡约成为县知事渗入地方水利事务的主要途径。同时还设立“监工”，由县知事任免和管辖，作为当地水利工程的实际执行者，其构成也扩展为县衙官吏、军官、乡绅和普通农民。修渠以财政拨款、民间筹备经费、官民合办及官员私人垫资等形式进行。新疆的鸦片种植自乾隆时期已经存在，新疆省政府借烟苗调查对官、私荒地一并访查，并拨款借种，修渠垦荒，改烟户为农户。

——摘编自潘威、尹潇涵《民国初年新疆水利管理近代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