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坚持“据其功业之实而言之”。司马光治史，不大究天人之际，而始终注意人事，区分人物的贤奸善恶。《资治通鉴》中记述各种人物，无论是君还是臣，都视其修心治国、立身处世如何，而论其善恶得失。“穷探治乱之迹，上助圣明之鉴。”于史实，“专取关国家兴衰，系生民休戚，善可为法，恶可为戒者为编年一书”。

——摘编自吴怀祺《<资治通鉴>的价值和司马光的历史观》等

材料二   章太炎认为，“夫读史之效，在发扬祖德，巩固国本”，若“人人以旧史为不足信”，则“国之本实蹶也”。“如我学人，废经不习，忘民族之大闲（防），则必沦胥以尽，终为奴虏而已矣。”“民族主义，如稼穑然，要以史籍所载人物制度、地理风俗之类为之灌溉，则蔚然以兴矣。不然，徒知主义之可贵，而不知民族之可爱，吾恐其渐就萎黄也。孔氏之教，本以历史为宗。宗孔氏者，当……取前王陈迹可以感怀者，流连弗替。”

——据《章太炎全集》

材料三   伯赞同志说，过去，在反动统治下，写历史文章就像制造炮弹，总想使它具有尽可能大的打击敌人的威力，总要千方百计地把历史同政治斗争的需要直接联系起来。这在当时是必要的。因此，有时候就以古喻今……他认为解放后社会条件起了根本变化，马克思主义成为指导思想，因此，可以也应当对历史科学提出更严格的要求，坚持斗争精神而又避免出现过去的毛病，这样才能使历史科学繁荣起来……他反复强调，要使历史科学具有战斗力，能够不断地战胜非无产阶级思想，首要条件是严格按照历史实际来分析和研究历史，切忌削足适履。

——田余庆《坚持真理无畏无私——深切怀念翦伯赞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