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经过汉初近七十年的休养生息，汉武帝在位时期应对匈奴这一潜在的威胁，间接导致汉朝当时的财政因战争的损耗，而面临着新的危机。在这种危机下，汉朝统治者逐渐开始实行屯田制度。屯田制度主要是由中央大司农掌管领导权，在上郡、朔方、河西走廊的敦煌、酒泉以至西域的轮台、渠犁、车师、楼兰等地皆有屯田，屯田官兵最多时达到六十万人之众。在汉朝的屯田制度下，只有军屯，而没有民屯，军屯的生产者为戍卒。实行屯田制度不仅能够在短时间内以更低的成本来实现对军队的粮饷供应，而且还能够维持和巩固汉朝在边塞之地的军事驻扎。
——摘编自《关于汉代实施屯田制度的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汉武帝实施屯田政策的背景和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说明汉武帝实施屯田政策的影响。
材料 15世纪末至16世纪初，世界历史出现了大变局，历史学家称为地理大发现时代，或大航海时代。欧洲的航海家发现了绕过非洲好望角，通往印度和中国的新航路：越过大西洋，发现了美洲新大陆。这些发现，标志着一个新时代的开始，西方历史学家把它作为中世纪与近代划分的里程碑。这一转折，最值得注意的是“全球化”初露端倪。从此，人类的活动不再局限于某一个洲，而是全球各大洲：人类的视野不再是半个地球，而是整个地球。中国当然不可能置身事外。
——摘编自樊树志《晚明大变局》
结合材料与所学15—18世纪中外的相关知识，围绕“大变局”自行拟定一个具体的论题，并就所拟论题进行简要阐述。（要求：明确写出所拟论题，阐述须有史实依据）材料 所谓蠲免赋税，就是对按照规定应交纳的赋税实行免征。康熙年间，蠲免政策普遍实行，蠲免赋税成为常例。康熙二十四年（1685年）玄烨提出“欲使民生乐土、比屋丰盈，惟当责以蠲租”。于是从第二年开始，常常“一年蠲及数省”或“一省连蠲数年”，而且对这些省份往往实行“普免”，即全部免征当年的应纳赋税钱粮，至于区域性的蠲免更为普遍。据户部统计，至康熙五十年止，全部蠲免“共计逾万万”。蠲免政策当然首先对拥有大量土地的地主阶级有利，而对一般佃户来说，虽然也多少减轻一些负担，但由于他们无地或少地，本来就不承担赋税，蠲免轮不到他们头上。而他们主要是租种地主的土地，地主对佃户的地租并未减少。针对这种弊端，康熙四十九年（1710年）兵科给事中高遐昌提出对佃户的蠲免问题。于是康熙帝下令“嗣后凡遇蠲免钱粮，合计分数，业主蠲免七分，佃户蠲免三分”。
——摘编自白寿彝主编《中国通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康熙时期蠲免政策得以普遍实行的社会条件。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评价康熙时期蠲免赋税的政策。
材料 当前，世界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加速演变，新冠肺炎疫情大流行影响深远，单边主义、保护主义、霸权主义对世界和平与发展构成威胁。世界之变促使全球治理随之发生变化，体现为全球层面治理机制的革新、区域层面治理的深化与整合、主权国家在全球治理中的地位和作用经历了先削弱再增强的过程，大国国内政治与国家政策变化导致全球治理在多方面发生改变。
——摘编自陈宗海等《世界处于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丰富内涵》
根据材料信息，围绕“全球治理”提炼一个论题并结合所学知识进行论述。（要求：观点明确，史实准确，史论结合）
材料一 鸦片战争之前，清政府处理对外关系从根本上来说就是基于宗藩体制。清政府初期至鸦片战争前，处理涉外事务的主要机构是礼部和理藩院。除此外，地方督抚和广州钦差大臣也在接待和和护送外使出入境、管辖外商等方面发挥了作用。1861年，“总理各国事务衙门”设立，亲郡王贝勒、大臣、大臣上行走，均称总理大臣，常在九人左右。另设有满汉章京各八人，实行分署办事制，总理大臣多属于兼任，而章京则多为专差。这时期，对外交往的礼仪和外交程式也逐渐与国际开始接轨，将觐见时的三跪九叩礼改为五鞠躬礼，终于消除了中国与国际接触的礼仪障碍。1901年，根据《辛丑条约》，总理各国事务衙门改为外务部，至1911年成立责任内阁后，外务部的领导取消了亲王管部的制度，真正建立了一长制，从而完全符合了近代外交行政管理的领导体制。
——摘编自《中国近代外交体制的演变及发展》
材料二 1949年11月，中央人民政府外交部成立大会正式召开，周恩来总理兼任新中国首任外交部部长。随着与新中国建交的国家不断增多和对外工作的展开，驻外机构不断增加。1951年，周恩来提出选拔培养外交干部的“十六字方针”，并制定了培养、培训外交干部的长远规划和相应的管理制度。1953年，周恩来在中印谈判时提出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成为现代国际关系和国际法的基本原则之一”。在中苏交恶、周边安全受到严重威胁的情况下，毛泽东提出“中间地带理论”“绞索思想”“东风压倒西风”等战略思想。新中国积极同各社会主义国家和第三世界国家建立外交关系，坚决支持各国人民的反帝反殖斗争，加强与亚非拉人民的团结合作，特别是同非洲国家的交往。
——摘编自《新中国外交70年的基本历程与本质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清朝外交的主要变化，分析其变化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外交发展的特点，简析新中国外交的重大影响。
材料一 北魏时期的飞天，西域风格是主流，但具体形象上已流露出中原之风。西魏的飞天洞窟，窟顶绘有道教诸神，有羽人、雷公、电母、雨神等诸神，另有伏羲、女娲等均人面蛇身，展示了中国传统的天地宇宙观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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材料二隋代莫高窟《献花伎乐飞天》，洞窟四壁环窟带状飞天一周，飞天呈辐射形式，或奏乐，或撒花，千姿百态、飘逸秀美，充分显示了古代民间画匠的功力和智慧；唐代飞天变化无穷的飞动之美与大唐奋发进取的时代精神完全吻合，画法较前代有很大的改变：由浪漫夸张步入现实，由天宫仙人转变为宫娥舞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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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述材料均摘编自刘蓉《丝路多元音乐文化在敦煌壁画中的呈现》
材料三 唐代敦煌壁画中的飞天形象，是印度的乾达婆、希腊天使和道教羽人等多元文化的混合物。唐代大型歌舞剧《羽衣霓裳舞曲》则源于印度的婆罗门曲，并含有胡旋舞等中亚歌舞元素……敦煌文化成为中国、印度、希腊和伊斯兰四大文明体系交汇融合的结晶。“儒门释户道相通，三教从来一祖风”就是一个缩影……通过丝绸之路，各国的政治、军事、经济、文化、宗教等实现了交流和对话；通过丝绸之路，中国走向了世界，不同文明实现了交流互鉴。
中华文明以海纳百川、开放包容的广阔朐襟，不断吸收借鉴域外优秀文明成果，造就了独具特色的敦煌文化和丝路精神。季羡林先生说过：“敦煌文化的灿烂，正是世界各族文化精料的融合，也是中华文明几千年源远流长不断融会贯通的典范。”
——摘自新华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敦煌壁画飞天的多元特征并简析其意义。
(2)根据材料一、二、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敦煌文化成为四大文明交汇融合结晶的原因及价值。
材料 僧一行（公元683—727年），唐代杰出的天文、历法、数学家和佛学家。原名张遂，从小“博览经书，尤精历象、阴阳五行之学”。为了精研数学和天文，长途跋涉，到浙江的天台山和湖北当阳玉泉山求师问教，积累了丰富的天文和数学知识。唐玄宗时，受命为皇帝顾问，“考前代诸家，改撰新历”，主持改历。僧一行在全国的13个地点测量了北极高度和冬至夏至日、春分秋分日的日影长度；发起并主持四海测验，实地测量子午线长度，是世界上第一次子午线长度的实测；编制了《大衍历》，该书不仅验证自古以来“日影千里差一寸”说法；还涉及计算南北昼夜时刻长度的变化，推算南北距离对日食、月食的影响等与制订历法相关的问题。僧一行所重视的实际观测的研究方法，极大地促进了天文学的发展。在他之后，实际观测成为历代天文学家从事学术研究时采用的基本方法。
——摘编自房列曙、木华主编《中国文化史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说明僧一行取得科技成就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僧一行进行学术研究所体现出的研究方法，并分别予以简要评价。
材料一 曾居于世界领先地位的中国古代科技是在中国传统文化的背景下萌芽并发展起来的，因而必然会受到以儒家文化为主流的中国传统文化的影响。从根本上说，古代科学家研究科学的三种动机，即出于国计民生的需要，出于“仁”、“孝”之德，出于经学的目的，都是围绕着儒家的价值观而展开的。由于古代科学家从事科学研究的基础知识甚至一些专业基础知识来源于儒家经典，因此，在科学研究以及科学著作中，大部包含某些现成的、普遍适用的儒学理论及诸如“气”、“理”之类的儒学概念。古代的科学研究由于与儒家的经学研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是围绕着前人的著作而展开的，所以一直有尊崇经典的传统。尤其是，明清之际，西方科学传到中国，当时中国的科学家大都持“西学中源”的观点。并且采取引中国古代经典解释西方科学的方法进行研究。这一科学研究方式依然是承袭了儒学的经学方法。
——摘编自乐爱国《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的影响》
材料二 在西方学者看来，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的诞生产生了决定性影响。人文主义的核心就是提倡人性，鄙视神性；崇尚理性，鼓吹个性解放和人的自由。在这种思想的激励下，人们的研究重点逐渐从宗教神学的思辨问题转向人生和社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由于受人文主义的影响，欧洲各国不仅创办了许多学校，而且学校里所讲授的内容同样受人文主义的影响。人文主义的教育观和教育内容不仅培养出了大量的艺术家、哲学家、思想家、政治家、历史学家，同时也培养出了一大批一流科学家。同时，开放的民主政治制度和宽松自由的学术氛围也是促进科学繁荣的重要条件。而这些正是人文主义传统所结出的果实。近代科学探索自然界奥秘的方法也同样是在人文主义思潮的影响下诞生的；先是以观察和实验为基础的经验方法。后来是经验方法和逻辑方法（数学方法）的结合。
——摘编自钱兆华、申玉香《人文主义对西方近代科学诞生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儒家文化对中国古代科技发展与人文主义对西方科学发展所发挥的相似作用，并说明其对科学及社会发展产生的不同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阻碍古代中国科技发展成为近代科学的历史因素。
材料一 明中叶以后，一些有识之士基于现实生活的感受，起而抨击理学，公然倡扬“人欲”“日用”“私”“利”，与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思想相对抗。如王艮主张“圣人之道，无异于百姓日用”“人欲即是天理”；李贽讲“私”讲“利”，提出“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反对“以孔子之是非为是非”。直至明清之际的黄宗羲、顾炎武、王夫之、颜元等，提出“私欲之中，天理所寓”“义中之利，君子所贵”，否定了理学将义利相对立，重义贱利的观念；他们还主张“经世致用”“工商皆本”，提倡“实学”，反对理学的空谈性理，指出其于世事毫无助益。
——摘编自许纪霖、陈达凯主编《中国现代化史》
材料二 早在1895年前后，康有为便已取法西方基督教的先例，提出“孔教”之主张，并倡议以孔子生年，作为中国历史纪元之始。及戊戌年间，康有为受命主持变法，更极力动员将孔子符号作为重建中国政治、文化秩序之张本。一时之间，“保教、保种、保国”之说，风行草偃，信从者众，甚至连日后以“排满”著称的章太炎，也曾在康有为的影响下，写就《客帝论》一文，提出“以素王（孔子）为共主，以清廷为霸府”的主张。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吏》
材料三：“五四”和新文化运动中的“打倒孔家店”是历史的必然，虽有过激之嫌，但不可肆意丑化和歪曲。在中华民族面临亡国灭种威胁，历史又证明封建体制内无法开足以振兴民族、抵御外辱的新路。在这样的形势下，“五四”新文化运动中的有识之士以传统文化政治意识形态的代表孔子作为批判的把子，应该说时代赋予的动力，是当时中华民族时代任务的召唤。因此，陈独秀、鲁迅等人的观点无可厚非，他们颇为激烈批判态度，其实质是为中华民族走出苦难而扫除障碍。
——陈道贵《孔子之现代意义的三个层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中叶以后有识之士反理学的原因及积极意义。
（2）根据材料二说明康有为将孔子符号化的原因，并加以简要评价。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分析新文化运动要求“打倒孔家店”的历史必然性？
10 . 材料：姚鼐，安徽桐城人。其一生，仅八年的仕宦生涯，而读书、教书、著书，则是他毕生的主要活动。
在学术思想方面，姚鼐极为崇尚程、朱之学，可“正之”，但不能诋毁、讪笑，否则便是“诋讪父、师”，要遭天谴。姚鼐虽加意维护程、朱，但较为通速，能兼容其它学说，甚至能吸纳汉学之长。他还提出文章的核心在于“义理、考据、辞章”三者的统一。“又理”，是指当时的理学思想，主要来自宋学；“考据”，是指文章要有实据，避免空泛，主要来自汉学；“辞章”，是指文章还要有结构、文字、音韵上的文学之美。这一理论在当时的时代环境下，是有相当积极意义的。
他先后任杨州梅花书院、安庆敬敷书院等书院主讲，精心培养了梅曾亮、姚莹等一大批弟子，他以自己的古文理论指导教学实践使“桐城家法”得到广泛的传播。姚鼐一生的著作等身，有《惜抱轩诗文集》《惜抱尺牍》等。与创始人方苞、刘大槲并称为“桐城三祖”，被盛誉为“中国古文第一人”、“中国古文的高峰”。
——摘编自李帆《姚鼐学术思想论述》
（1）根据材料，概括姚鼐的主要成就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姚鼐思想没有发展为早期启蒙思想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