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汉晋之际是宗族势力发展较快的一个时期。 东汉末年董卓之乱之时，关东各军阀起兵讨董卓。其中就有很多的“富室强族”以其强大的人力物力建立自己的武装并参与到讨董卓的军事斗争之中，成为当时各军阀中不可忽视的力量。曹魏实行“九品官人法”，而晋代沿用之后，不仅使强宗大族对其所在的乡里社会有重大的影响，而且还为他们世居高位提供了很好的条件，宗族势力越来越强。世家大族式家族制度，经过三国西晋近百年的发展，到东晋南朝时已成为十分典型的中国封建社会中期的家族制度。原来控制东吴政权和控制西晋政权的世家大族联合起来，把持着东晋南朝的各级政权，而众多的地方世族普遍存在于地方乡闾之间，横行乡里，鱼肉百姓。

——摘编自陈克标《汉晋之际乡里秩序及其维持研究》

材料二：明清时期，在血缘和地缘关系共同维系的乡村关系网络中，宗族始终处于国家权力与乡村治理的枢纽地位，承上延伸着国家权力在村落社会的推行，启下肩负着村落内部的自我管理和调适。可以说，以宗法制度维系的宗族组织是乡村社会结构的重要组成部分，对中国传统基层社会产生了深刻的影响。众所周知，徽州自唐宋而下逐渐成为一个典型的宗族社会，宗族不仅是乡村联系地方官府的重要枢纽，且在基层和民间组织中发挥着重要作用，甚至成为徽州乡村社会制度和秩序的制定者和维护者。

——摘编自宋杰、刘道胜《明清徽州乡村宗族秩序的构建与村际竞争》

材料一   几乎所有的中国古代城市都是与城墙相关的。 自古以来，中国城市就具备了城、池。城池保护了代表皇权的官府衙门，彰显着一个城市的特殊地位。到清末，在大部分城市，具有相当规模的商业中心已出现在城墙之外，实际上，很多会馆都建在城外。这样的现象在通商口岸尤其突出，比如天津、上海和广州。在这些城市，外国租界都在城外，华界都在城内……近代以来城市改造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拆除城墙。首先在天津，外国列强在义和团运动爆发后占领了天津市，并且拆毁了城墙。从清末新政时期到1949年这一段时间， 中国许多城市的城墙被拆掉。旧城墙消失后，取而代之的往往是环城路和有轨电车。

——摘编自周锡瑞《重塑中国城市：城市空间和大众文化》

材料二   1939年5月3日和5月4日， 日军对重庆市区进行了大轰炸，都邮街街区的房屋建筑损毁严重，需要进行清理改造。重庆市工务局会同重庆市财政局于1939年 10月30日，提经第22次重庆市政会议议决通过改造计划。改造过程中调查发现“都邮街、会仙桥原有街道转弯处成一反面曲线，交通秩序不易维持，车辆往来又多”，于是将原有街道改成直线。到1940年初，随着街道大规模的改建和都邮街广场的修建，战时重庆城市的空间格局发生了明显变化。新辟道路大多在市中区干道两侧或附近， 民生路、民权路、民族路、大同路、建国路、临江路、 中兴路、凯旋路等都与都邮街广场相连，城市中心向都邮街广场转移，市区新格局基本奠定。

——摘编自谭刚《重庆城市广场政治空间的形成与抗战精神动员》

材料：西方现代民族国家，多半是先有国民权利平等意识的觉醒，后有人民主权的制度设计与鼓吹，再经过或急或缓的民权革命，才建立起来的。而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中国新兴知识分子，所面对的国内外形势已大不同于17、18世纪西方民族国家先后生成之时。因此，当时开始广泛兴起并对东方民族产生刺激的，已经不再是民主主义，而是反对殖民主义和帝国主义的民族主义。

——摘编自王建朗、黄克武主编《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