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族精神是一个民族在漫长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渐积淀形成的一种共同的精神品质。它集中反映民族的禀赋、个性与气质，是该民族赖以生存和发展的精神支撑。

在近代中国，知识分子最初以“国魂”来指代“民族精神”。1899年，梁启超《中国魂安在乎》一文将中国魂的实质视为“爱国心与自爱心”，也就是爱国主义精神和自尊自强的品质。这一时期，“国粹、立国精神、国族精神”等词语也曾被用来表示“民族精神”这一概念。1902年，梁启超发表《新民说》，从公德、进取、权利、自由等方面论证民族精神应该包括的新民特性，希望通过培养具有近代国民意识的“新民”，达到“重塑国魂”的目的。1904年《江苏》杂志上发表的《民族精神论》一文，是目前所见最早以“民族精神”为题的文章，作者将民族精神的发挥与民族的兴衰相联系，迫切盼望中国人拥有自己的民族精神。

1912年，梁启超提出“国性”的概念。把语言、文字、思想等代表民族文化的“国性”视为增强民族凝聚力与向心力的“民族精神”。严复强调忠孝节义“实为国民之特性”，为立国精神之所恃。其主张被企图复辟帝制的当政者所利用，导致了人们对传统文化中腐朽思想与愚昧观念的猛烈批判。陈独秀、胡适等知识分子从西方文化中寻找新的思想资源，民主、科学、自由成为中国近代民族精神的组成部分，中华民族精神也获得了新的生命力。

抗日战争时期，知识界提出民族复兴的本质是民族文化的复兴，复兴民族文化与发扬民族精神密不可分，论证中华民族不畏强敌的抵抗精神和热爱和平的根本特性，并将发扬民族精神直接与动员民众抗战热情的历史使命相联系，使民族精神对于实现民族复兴的重要意义得到社会普遍认同，使抗战成为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的集中体现，真正实现了民族精神与时代精神的统一，中华民族的观念得以在民众中牢固树立起来。

——摘编自唐海涛《近代中国对民族精神的探索》

材料一   自唐宋以来，龙袍和黄色为王室所专用。明朝因皇帝姓朱，遂以朱为正色，文官的补子用鸟，武官用走兽，各分九等。平常穿的圆领袍衫则凭衣服长短和袖子大小区分身份，长大者为尊。皇帝戴乌纱折上巾，帽翅自后部向上竖起。官员朝服戴展翅漆纱幞头，常服戴乌纱帽。普通百姓的服装或长、或短、或衫、或裙，基本上承袭了旧传统。服饰用色方面，平民妻女只能衣紫、绿、桃红等色，以免与官服正色相混；劳动大众只许用褐色。

材料二   近代一些中国人仿效洋人，穿西装、西裤，用手帕、围巾等，成为广大民众追随的对象，使中华民族传统服饰出现了许多新变化。20世纪20年代后中国人的服饰逐渐呈现出争奇斗艳、日新月异的景象。如西洋服装、中山装、时髦的西式摩登妇女装和中国的旗袍交相呼应。

材料三   20世纪80年代以来，中国人穿戴相对自由。喇叭裤先在年轻人中间流行。随后从各级领导干部到乡村打工仔都穿西装，西装热带动时装热，穿衣观念发生了变化。后来人们认为中国旗袍是高雅体面的时装，高跟鞋、旗袍重新流行。90年代中国人的服装出现了文化衫、休闲装、各种款型的牛仔裤、乞丐装等形式。新世纪从众着装被追求个性的着装观念所取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