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由于受时代的局限，孙中山所表达的种种理想不无认识上的偏颇，如他发展海洋实业的思想仍受到当时西方海权论的影响，对海洋经济的认识多集中在港口、航运、造船等很狭窄的方面，具体设计也不尽合乎国情，而且他争取中华海权的努力由于旧中国的黑暗与腐朽并没有如他所希望的那样取得圆满的结局，但他对近代中国海权沦丧的深刻认识和对国人提高海权意识的宣传与呼吁以及建立强大的海军、全面发展海洋事业的谆谆教诲都是高瞻远瞩的，体现了他振兴中华的崇高理想和建设近代化国家的热望，具有深远的历史意义和很强的现实意义。
——摘编自史春林《孙中山海权观评析》
材料二 毛泽东研究海权有强烈的问题意识，其研究往往更多地尝试回应当时各种焦点议题，尤其是领土争端、领海范围问题、台海危机、海洋开发等，其独立解决应景性议题的能力极强。毛泽东海权观中的“同世界人民一起创建一个和平的海洋”主张具有浓厚的民族色彩和包容性。他认为实现上述主张的具体办法就是建设“海上铁路”，所谓“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找寻中国发展海权同人类共享海洋一致与和谐的规律，而“海上铁路”本质上就是中国联通世界海洋交通网络，开创一个世界各国共享海洋的新格局，这一超前理念不仅是对中国海权最为有力的解读，而且与“21世纪海上丝绸之路”多元开放、包容平和的理念不谋而合。
——摘编自戴晨城《毛泽东海权观的生成、内容及其特点》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孙中山海权观形成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毛泽东海权观的特点。
材料 “初，高祖受禅，以天下未定，广封宗室以威天下。”太宗即位后，就“遍封宗子”问题征求意见，尚书右仆射封德彝认为“遍封宗子”“不便”；魏征认为如果封建诸侯，会造成财政困难；李百药说封建会导致宗室间攻战相残。柳宗元在《过秦论》中列举秦朝“有叛民无叛吏”、汉代“有叛国，而无叛郡”、唐代“有叛将无叛州”，由此证明“州县之设，固不可革也”。
萧瑀认为：“国祚所以长久者，莫若封诸侯以为磐石之固。秦并六国，罢侯置守，二代而亡。汉有天下，郡、国参建，亦得年余四百。魏、晋废之，不能永久。”虽然分封制遭到大多数大臣的反对，太宗也明确表示“朕理天下，本为百姓，非欲劳百姓以养己之亲也。”但贞观十一年太宗诏曰：“设官司以制海内，建藩屏以辅王室”，先后任命了21个亲王和14位杰出功臣为世袭的州府刺史。正如刘秩所说：“设爵无土，署官不职者也。”
白居易在《议封建论郡县》中认为周代封建诸侯而亡是因为“上失其道，天厌其德，非为封建之弊也”，秦无分封而灭是因为“群其毒，人离其心，非唯郡县之咎也”，汉代七国之乱乃“宠而失教，立不选贤，非独强大之故也。”“繇是观之，苟固其本，导其源，虽郡与国，俱可理而安矣；苟逾其防，失其柄，虽侯与守，俱能乱且危矣。”
——摘编自冯辉《中国古代分封制与郡县制之争》
(1)根据材料，概括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主要分歧。(2)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唐代关于“分封郡县之争”的任意一个主张进行评析。（要求：史实准确，符合逻辑，表述清晰）
材料一 14世纪初，资产阶级只是一个势单力薄的阶级，它不得不与王权相结合，结成同盟来斗争，支持国王逐渐建立了以王权为中心的王朝国家。随着资本主义的发展，资产阶级日渐羽翼丰满，这个王朝国家再也不能体现、代表着他们的利益和要求。于是，资产阶级便以全民族的名义展开了对王朝国家的批判，要求获得自由、平等、人权和幸福，要用这些新的政治原则和政治观念来构建新的国家——民族国家。所以，在英法这些资产阶级力量较为强大的国家，较为彻底地摧毁了旧的王朝国家，构建起了近代民族国家。
——李宏图《论近代西欧民族主义和民族国家》
材料二 从巴黎掀起的革命浪潮迅速席卷全国。经过长时间艰难的逐字逐句的争论之后，1789年8月26日，制宪议会最终通过了这个庄严的宣言。宣言共17条，它庄严宣布：不知人权、忽视人权或轻蔑人权是公众不幸和政府腐败的惟一原因。
1804年3月21日，拿破仑签署法令，《民法典》正式颁布实施。作为资产阶级国家最早的一部民法典，这部法典在破坏欧洲封建制度和促进欧洲资本主义的发展上起过不容低估的示范作用。后来，世界各国资产阶级在制订法典时，往往以它为范本。拿破仑所创建的资产阶级的中央集权制，在以后的法国和欧洲的一些资本主义国家里，一直被沿用下来。这次革命为资产阶级所做的事情是这样之多，以至整个十九世纪，即给予全人类以文明和文化的世纪，都是在法国革命的标志下度过的。
——据吕一民《法国通史》等整理
材料三 1958—1969年戴高乐执政期间执行独立自主的外交方针。1959年从北大西洋公约组织收回对法国舰队的指挥权，禁止美国使用法国基地。1960年法国爆炸第1颗原子弹。戴高乐拒绝签订美苏禁止核扩散条约（1963），同德意志联邦共和国恢复邦交，提出“欧洲人的欧洲”的口号，否决与美国有特殊关系的英国加入西欧共同市场。1964年，法国与中国恢复外交关系。1966年法国军队全部退出北大西洋公约组织，迫使该组织总部撤离法国迁往布鲁塞尔。
——张芝联《从高卢到戴高乐》
(1)根据材料一、概括法国资产阶级构建“近代民族国家”的努力，并结合所学，指出“近代民族国家”的显著特征。(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指出“这个庄严的宣言”的名称，结合拿破仑的相关举措，对材料中下划线部分予以阐释。
(3)根据材料三、结合所学，评析戴高乐执政期间的外交活动。
区域国别研究发端于16—19世纪逐渐形成的东方学，代表作有葡萄牙航海家皮列士的《东方志：从红海到中国》、英国旅行作家哈克卢伊特的《英吉利民族的主要航海、航行、贸易和发现》、英国传教士大卫·利文斯顿的《在南非的传教旅行与研究》等。其主要研究对象是以语言和宗教为代表的古代文明，东方被描述为落后的、僵化的“他者”，有待西方的统治和引导。他们收集的东方地理和人文资料，受到西方的广泛关注。
二战后，美国招募各国最杰出的专家“对涉及国家安全的所有信息进行搜集和整理”，为美国的决策提供参考，区域研究涵盖地球各个角落，最受重视的是苏联学和中国学。1958年，国会通过《国防教育法案》，向高校提供资金，资助其区域研究。这一时期还涌现了“世界区域研究专委会”等一批学术团体。
从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高校设立以特定地区为名称的研究中心。2011年，教育部启动高校区域国别研究专项，目前已做到了对世界各地区研究的全覆盖，中国的研究植根于研究地的社会文化，依靠合作机制，让当地学者为自己发声，从而构建真正意义上的“本土性”知识。同时，关注当今世界面临的危机和挑战，阐明人类社会的共识，为问题的解决提供有益借鉴。
——摘编自朱晓中《区域与国别研究：缘起、内涵、知识生产和挑战》等
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评析近代以来区域国别研究的发展变化。材料一：明朝中叶，王阳明“心学”崛起并得到了极为广泛的传播。朱学在这个时候虽然还是官方哲学，但逐渐退居次要地位。王守仁“专提致良知三字”，最后建立了一套完整的心学体系，把主观唯心主义提升到了一个全新的高度。王守仁事功赫赫，弟子众多，并且通过立乡约、建乡政、办乡学、恤乡民等措施，切实做到“知行合一”，于是王学开始逐渐普及开来。浙中则有王畿、钱德洪，“挤阳明而为禅”，为浙中王学。此外还有江右王学、南中王学、楚中王门、粤闽王门、北方王门等，地域很广。王学诸学派中后来影响最大的是泰州学派。李贽、王艮、何心隐等都是当时有名学者，对王学有所发展。
——陈洋《从陆王心学到乾嘉学术》
材料二：《新青年》这个可观的阵容，壮大了自己的力量，旗帜更加鲜明，矛头所指；震动了整个旧社会。陈独秀在《本志罪案之答辩书》中概述了这种情形：“他们所非难本志的，无非是破坏孔教，破坏礼法，破坏国粹；破坏贞节，破坏旧伦理（忠孝节），破坏旧艺术（中国戏），破坏旧宗教（鬼神），破坏旧文学，破坏旧政治（特权人治）。”
——魏宏远《关于新文化运动的几个问题》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朱学”的创立者及“致良知”的内涵，并简要评析心学崛起及其广泛传播的历史影响。(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三位“这个可观的阵容”中的知识分子及他们的“破坏”行动高举的“旗帜”。分析其“破坏”行动的历史意义。
材料 “文明地带”
1870年以后的40年里，并非仅仅是在欧洲人看来，欧洲实际上确实算是在世界上快速扩张的现代文明的中心。或者更确切地说，这个中心存在于欧洲的某一区域。因为当时的确有两个欧洲：一个内部地带和一个外部地带。内部地带包括大不列颠、比利时、德国、法国、意大利北部以及奥地利帝国西部某些地区。欧洲海外移民区的某些区域，特别是内战之后的美国，也属于这一地带。
外部地带包括大半个爱尔兰、伊比利亚半岛和意大利半岛的大部分，还有位于当时德国、波希米亚和奥地利等国本土东面的整个东欧。许多欧洲人海外移民区，比如说拉丁美洲和美国农耕地区，也可认为在当时是属于外部地带。
欧洲人世界之外还分布着一个第三地带，即广袤无际的亚洲和非洲大陆。除了正在现代化的日本以外，从欧洲的标准或文化假设来看，它们全都是“落后的”；并且注定要在1870年以后那半个世纪之内严重依附于欧洲或被欧洲殖民化。1870年以来的世界历史，大都可以写成为这三个地带之间关系的经历。
——摘编自【美】R.R.帕尔默《现代世界史》
结合所学知识，评析材料中作者对“文明地带”的划分。材料一 下图是有关英国17-19世纪人口变化的统计情况（单位：万人）。
——根据齐涛主编《世界通史教程·近代卷》制图
材料二 下表所示为1600一1800年英国人口结构变动情况（单位：万人）。
| 年份 | 总人口 | 城市人口 | 乡村人口 | 乡村农业人口 | 乡村非农业人口 | 农业人口占乡村人口比例 |
| 1600年 | 411 | 34 | 377 | 287 | 90 | 76% |
| 1700年 | 506 | 85 | 421 | 278 | 143 | 66% |
| 1800年 | 866 | 238 | 628 | 314 | 314 | 50% |
——据成德宁（英国前工业化时期的农业革命及其在社会转型中的作用》制表
材料三 明清之际，人口大幅度下……顺治八年（1651）约1400万，康熙五十年（1711）增至2460万。实际上所谓丁数主要是虚拟的纳税单位，远不能反映实际的人丁（成年男子）数额。……据估计康、班之际全国人口应已过亿。乾隆六年（1741），经过正式的人口调查，得数1.4亿有余。此后人口数字直线上升，乾隆二十七年（1762）超过2亿，五十五年（1790）突破3亿，道光二十年（1840）鸦片战争爆发时，已达4.1亿。人口压力成为一个新出现但却非常严重的社会问题。
——改编自张帆著《中国古代简史（绘图本）》北京大学出版社
(1)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相较于中国，17一19世纪英国人口变化的特点及其原因。(2)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17-19世纪50年代中英两国人口变化的共同趋势。
“地图政治”视角下的殖民主义
1502年，意大利北部的费拉拉公爵埃尔科莱一世·德斯特花费重金请里斯本的制图师制作了一张世界地图《坎迪诺平面球形图》。它以非洲大陆为中心，勾勒了南美洲东海岸以西一直到东亚和东南半岛的广大地域。在图的左侧画上了一条直直的竖线，把已知世界切割成两部分。坎迪诺图成为现存最古老的反映这条边界线的地图。
15、16世纪之后欧洲制作的世界地图有着鲜明的发展轨迹。对海岸线精确测量，将陆地和海洋二分，各大陆的轮廓线日益清晰。和在陆地上的争夺不同，殖民帝国的海上之争，争夺的不是空间，而是航道。各霸权国也将陆地主权的专属特性延伸到船只和航道上。
1886年7月24日，英国伦敦的《绘图》杂志发表了题为《帝国联盟：表现1886年英帝国幅员的世界地图》的一幅地图。它采用墨卡托投影法，重点突出的是英国的全球殖民地，以及各个殖民地与宗主国之间紧密的物质联系。以格林尼治子午线为中心，地图上的英属殖民地以粉红色填充，地图下方，象征英国的不列颠尼亚女神手执三叉戟和未字盾牌，端坐在标注着“世界”的地球之上。
地球空间在近代欧洲地图上表现为三种形态：一种是“已知”空间，一种是“木知领土”,最后一种是海洋。16到19世纪的欧洲地图作品所体现的纯不仅仅是知识或技术，而是赤裸裸的权力。“权力从地图中走来，又行走于打造地图的道路上”。
——摘编自宋念申《地图帝国主义；空间、殖民与地球规治》
(1)近代欧洲地图作品力图告诉我们什么?结合背景加以说明。(2)对近代欧洲地图作品的作用并加以评析。
材料 蒲安臣（AnsonBurlingame1820-1870年），美国人。1861-1867年在中国担任美国驻华公使。任职期间，蒲安臣积极推行与清政府“合作政策”，这博得清政府的好感，为之后他出任中国使节打下了基础。
1866年在恭亲王奕䜣的推荐下，即将卸任的美国公使蒲安臣成为中国首任外交使节。从1868年2月出发，蒲安臣使团先后到达了美国、英国、法国、俄罗斯、意大利、西班牙等国。其出使过程中最为重要的事件就是蒲安臣擅自作主与美国签订了《中美续增条约》（《蒲安臣条约》）。首先，条约明确表明了中国对本国领土的自主权，否定了各国在中国开设租界是一种合法行为；其次，条约规定双方具有在通商口岸设立领事馆、自由移民、办学、宗教信仰自由等权利和义务。就移民规定来看，正在西进运动的美国当时需要大量廉价劳动力，续约为华工出国提供了法律保障，清政府不得再阻止华工出国。这一条约签订后，在当时国内掀起了赴美狂潮，华工成为美国必不可少的劳动力因素。同时续约中也明确规定，赴美华工受到美国法律保护，所以续约也作为华工遭受到排斥、歧视、虐待时的法律保护依据。而且在续约中设立领事馆保护华侨这一条款，首次使中国海外侨民在他国获得了合法的地位。另外，续约中互派留学生以及互设学堂的条款，使得中国在1872年8月派出了首批由30名中国幼童组成的官费赴美留学团。其中产生了中国第一条铁路的设计者詹天佑，中华民国第一任总理唐绍仪等。
——摘编自俞科《蒲安臣与中国晚清外交》
根据材料，结合所学知识，对蒲安臣作为中国使节出访并签订《中美续增条约》这一现象进行评析。（要求：史论结合，逻辑严密，表述清晰。）材料 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发展显著，但中后期也出现诸多问题，有学者描述为“都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人口增多，流民已然危及社会秩序，有学者估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城镇贫困人群占总人数的5%~22%。因气候变化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粮食减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让一部分人沦为“食不果腹”的穷人；部分乡村之人流离失所，对民众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物价上涨直接降低了“工资”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当时此类人口的数量不容低估。
一直以来，基督教会是英格兰社会的贫困救济机构。基督教会不仅有救济的道义，还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编撰的《教令集》，对教会财富用于救济穷人做了详细规定。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1547年，伦敦市议会决定向市民强制征收济贫款，取代原来的星期日募捐筹款方式，以此为开端，诺里奇、约克等城市都开始了济贫税的实践。虽然各有特点，但共同点都是以堂区为单位，向居民和在此拥有地产者强制征税，用于救济本地的贫民。至此，济贫税作为一个新税种，首度出现在议会通过的法令中，具有了法律效力，作用于英格兰全境。1598年，对《济贫法》做了修订，明确了征税人员的职责。1601年，再次修订《济贫法》，又一次确认了这些原则。此次《济贫法》规定的征税原则，尽管有所改动，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些地方的济贫实践，为王室政府制定《济贫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摘编自张殿清《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16世纪英国出现“都铎危机”的背景。(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评析英国应对都铎危机的措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