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汉武帝经略西南夷之前，西南夷地区人民与身毒（印度）有一定规模的物品交易活动，司马迁所言：“居大夏（今阿富汗一带）时见蜀布、邛竹杖，使问所从来，日：‘从东南身毒国，可数千里，得蜀贾人市。’或闻邛西可二千里有身毒国。骞因盛言大夏在汉西南，慕中国，患匈奴隔其道，诚通蜀，身毒国，道便近，有利无害。”到东汉明帝永平十二年（69年），汉王朝政权征服了滇西地区哀牢王国，在云南保山设置永昌郡，通滇官方商道开通。

——摘编自王婷《犍为置郡与汉代西南丝绸之路的开拓》

材料二   

1941年彭山东汉崖墓出土了一件陶质摇钱树座，底部为双龙衔璧图像，身部采用浮雕手法，塑造了“一佛二胁侍”人物造型。在乐山麻浩和柿子湾两座东汉崖墓中后室的门额位置，也发现了三尊坐佛像，皆采用浮雕技法刻成，形象逼真。类似的考古发现还有很多，可知佛教从印度传入四川的时间显然要早于北方。从四川早期佛教造像出土的地点看，主要分布在西南丝绸之路的干道上，而且呈现出向北方和长江中游传播的趋势。

——摘编自黄剑华《中华文明与西南丝绸之路》

材料三   相对于陆上丝绸之路而言，海上丝绸之路有其特殊性，海上航路本来就一直存在，需要的只是海上运载工具及港口等基础设施的支撑，当然也需要政策的允许与支持。在公海，由于存在领土主权与海洋管辖权益重叠，以及需要经过地理位置重要、穿行可能面临各种风险的海峡，海上航行通过权的取得较之于陆上更为复杂。海上贸易缺乏陆上贸易通道设关建卡的监管，导致其线路可能出现巨大的变异性。明朝实行“海禁”政策之后，当时中国东部沿海与域外不法商人的走私贸易几乎就没有中断过。这种缺乏政府支持的贸易所面临的风险也是巨大的，海盗.恶劣天气、技术条件、贸易规模等因素，可能使贸易效益变得不如今天那么突出，也由于缺乏担保与保险等信用支持，一些海上贸易的安全与收益甚至没有任何保证。

——摘编自傅梦孜《对古代丝绸之路源起、演变的再考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