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辽宋夏金时期是北方游牧民族进入中原与汉民族加速交融的时期。辽朝耶律德光曾下令,“敢有伤禾稼者以军法论”,并要求辽政府各级官员“劝农桑、教纺绩”,以此保证农业生产的正常进行。文化上,辽朝统治者任用汉人在汉字的基础上创造了契丹文字,并用契丹文字翻译了《贞观政要》《五代史》等著作和大量儒家经典。

——摘编自段红云《略论辽宋夏金对峙时期中国民族的一体化进程》

材料二 清代前中期,中央政府注重对边疆的治理。第一,从观念上看,它承认边疆民族与内地民族之间在制度文化方面的差异性,用中华固有的道德主义来看待边疆的民族,对边疆和内地采取不同的政策,体现了一种文化边疆意识。同时,针对西藏、青海、蒙古、新疆等地区,通过制定诸如善后章程之类具有较强的“自治权”的单行法规或基本法,赋予其一定的“自治权”。第二,在实践中,在确认民族性和实行相对自治的基础上,还强调边疆民族参与本民族政治的思想。这种体制的特点在于它是一种参与式的“自治”,即将边疆民族地方的首领纳入中央政府的管理制度之中,把其行政活动置于国家法律之下,并在此前提下让其根据地方的实际情况来处理各种行政、法律事务。

——摘编自冯建勇《构建民族国家:辛亥革命前后的中国边疆》

材料一     来自遥远市集的异国奇货给丝绸之路蒙上了一层神秘的色彩，但其真正的意义是成为交流的纽带。中国的造纸、制铁、水车、耕牛用的牛轭和后来的指南针、火药等技术，则缓慢地传播到了西方，其过程有时长达几个世纪。植物和农作物的种子和胚芽在东西方之间相互传播。宗教也经由丝绸之路传往东方：佛教在东汉晚期传入中国，伊斯兰教的传入则晚了几个世纪。

——摘编自【美】阿尔伯特．克雷格《哈佛极简中国史》

材料二   世界多极化、经济全球化深入发展，世界各国越来越紧密地联系在一起，形成了你中有我、我中有你的局面。我国公民和企业走向海外的数量屡创新高。“一带一路”不是中国利益独享的地带，而是各国利益共享的地带。建设“一带一路”，充分彰显了中国敢于担当的精神风貌和互利共赢的合作态度，有助于我国同沿线国家一道，推动政治、经贸、人文、安全各领域合作再上新台阶，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经济融合和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体、命运共同体、责任共同体，真正使中国梦与世界梦交相辉映。

——人民日报2014年12月24日《“一带一路”：中国梦与世界梦的交汇桥梁》

“一带一路”示意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