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唐太宗云：“自古皆贵中华，贱夷狄，朕独爱之如一。”
——《资治通鉴·唐纪十四》
材料二 在万隆会议上，周恩来讲到：“中国代表是来求团结的，而不是来吵架的”，“中国代表团是来求同而不是来立异的”……就此处境艰难的新中国不仅成功打破了外交僵局，也让和平共处、求同存异的万隆精神成为普遍共识，在当今的世界格局中依然焕发着勃勃生机。
——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百年瞬间——万隆会议与求同存异方针》
材料三 人类是一个整体，地球是一个家园。任何人、任何国家都无法独善其身。人类应该和衷共济、和合共生，朝着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方向不断迈进，共同创造更加美好未来。
——习近平《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恢复联合国合法席位50周年纪念会议上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唐太宗的民族观及唐朝巩固民族团结的措施。(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周恩来在万隆会议上发言的主要观点并简析其影响。
(3)根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一谈你对“和合文化”时代价值的认识。
材料一 自先秦以来，中国的统治者把自己的国家视为唯一文明的国家，自称为“华夏”“中国”“中华”，而把周边邻近地区的其他民族或部族称为蛮”“夷”“狄”“戎”等所谓的“四夷”。在华夷秩序或者华夷体系之中，中国实际上是个地区主导国家或者领导国家，左右或指导着其周边国家的对外行为。因为在华夷体系内，其周边邻国唯一共同的对外关系就是定期向中国不同王朝的皇帝们称臣纳贡。朝贡制度给中国朝廷带来的是政治威望，中国一般不干预藩属国的内部事务，也不要求获取经济利益。从某种意义上来说，朝贡制度也是中国怀柔周边邻国维护自身安全的一种手段。
——摘编自张小明《中国与周边国家关系的历史演变：模式与过程》
材料二 1648年签署的《威斯特伐利亚和约》规定“……所有罗马帝国的选候、邦君和各邦，应根据本协议确定和确认享有他们自古以来的权力、特权、自由、优惠、自由行使领土权，不论是宗教的，还是政治的或是礼遇性的权利，因而他们永远不能，也不应受到任何人以任何借口进行的骚扰。”“应提交双方提名的仲载人，或由法国和西班牙之间签订一项条约，或采取其他某些友好的办法来解决……而不使用武力。”
——摘编自黄德明《〈威斯特伐利亚和约〉及其对国际法的影响》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交往的特点并对其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归纳《威斯特伐利亚和约》确立的主要原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对国际法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在社会改造和经济建设中，出现诸如婚姻及妇女问题、烟毒问题、土匪问题、二流子问题等的干扰破坏。为彻底荡涤旧社会残余，顺利进行边区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中共中央和边区政府采取了各种行之有效的措施，对边区存在的问题进行革新与治理，例如鼓励妇女参加社会生产活动，这样既提高了妇女的社会地位，树立了她们自食其力的信心，也为繁荣边区经济和支援前线抗战作出了重大贡献。
——摘编自雷甲平《抗日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的主要社会问题及其治理》
材料二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实行了一系列改善民生的政策举措，如进行土地改革，使亿万无地少地的农民分得了土地，获得了生存依托；颁布新《婚姻法》，使妇女获得解放，社会地位空前提高，成为与男子平等的建设者；改革教育方针，学校面向工农子弟，并开展扫盲运动，使劳动大众获得学习知识的机会；发布《严禁鸦片烟毒的通令》，实行禁毒，使延续百年的鸦片泛滥得到遏制。这些政策举措，紧贴民众生活，惠及普通百姓，切合饱受贫穷苦难的民众世代追求生存保障和更好生活的愿望，因而获得了广大民众发自内心的拥护和支持。
———摘编自李长莉《社会风气与社会治理：建国初百年回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陕甘宁边区社会治理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新中国社会治理的措施并分析其意义。
材料 为加强边防，唐在沿边重镇设立节度使。节度使最初只掌兵权，后来总揽军、政、财、监之权，权重势雄，独霸一方。安史之乱后，藩镇“相望于内地”，“屯重兵，多以赋入自赡”，“喜则连衡（横）而叛上，怒则以力相并”。
宋太祖即位后，革除前朝之弊，“申命诸州，度支经费外，凡金帛以助军实，悉送都下，无得占留”，并采取派遣官员监察地方等多项措施，“由是利归公上而外权削矣”。宋太宗时，节度使掌控的支郡也被收回，从此“无复领支郡者”。
元朝变革地方行政制度，设立行省。行省官员常以“藩大臣”和封疆大吏自居，替朝廷镇守地方；凡行政号令和公文申禀，“不敢专决大政，咨中书（省）而后行”。
——摘编自白寿彝总主编《中国通史》等
(1)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概括唐、宋、元时期中央政权对地方的治理措施及其影响。(2)依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总结从唐朝至元朝中央与地方权力关系的规律。
材料一：范晔《后汉书》中记载：“西部都尉广汉郑纯为政清絮，化行夷貂（少数民族），君长感慕，皆献土珍、颂德美。”，任延在东汉初年担任九真太守，“九真俗以射猎为业不知牛耕民常告朵交阻每致困乏。延乃令铸作田器，教之垦辟，田畴岁岁开广，百姓充给。又骆越之民无嫁娶礼法，各因淫好无适对匹，不识父子之性，夫妇之道。延乃移书属县，各使男年二十至五十，女年十五至四十，皆以年齿相配。……其产子者，始知种姓。成曰‘使我有是子者，任君也。’多名子为‘任’。于是做外蛮夷夜郎等幕义保塞。”
——摘编自许殿才《历史文化认同意识在秦汉统一多民族国家建设中的作用》
材料二：1927年以后，国民政府基本上摒弃了封建王朝“内华夏、外夷狄”的陈腐观念，传统“尊夏贱夷”，“首崇满洲”的意识也有所改变。国民政府曾提出改正少数民族称谓，颁布《改正西南少数民族命名表》，禁止再用歧视和侮辱性的字样。由于边疆危机严重，一些有识之士还得出如下认识：“从前我国民漠视边疆，以为建设中国，应先内地而后边疆。经过（九一八事变）之惨痛教训，当知建设边疆较之内地更为重要。”一些人深切感受到唯有国家和边疆富强，边疆各民族提高教育文化水平，摆脱旧观念、旧意识的束缚，边疆危机方能消除，中国才能自立自强。同时，尊崇西方的科学和技术，在当时的中国也极为流行。在这样的背景下，国民政府以西方传来的人类学，社会学方法为指南，从上至下组织了大规模的边疆民族状况调查，以重新认识边疆民族的社会状况和发展需求。此外，国民政府还在西南各省先后设置一些边政管理机构，制定和推行了一些旨在增强边疆民族自治能力、发展边疆经济文化事业的政策。
——摘自马玉华《论国民政府对西南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治理》
材料三
| 时间 | 中国共产党民族工作历程（部分） |
| 1923年 | 李大钊曾在《平民主义》一文中把少数民族的解放问题提到与民主革命问题同等重要的位置 |
| 1945年 | 蒙、回民族民众自己选举区、乡长，管理自治区、乡内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事业 |
| 1952年 | 毛泽东同志在接见西藏代表团时指出：“如果共产党不能帮助你们发展人口，发展经济和文化，那共产党就没有什么用处。” |
| 1984年 | 颁布《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族区域自治法》，开启了民族立法工作的新局面 |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东汉时期治理少数民族边疆地区的意义。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国民政府民族政策进步原因。
(3)据材料三，指出中国共产党在处理少数民族事务方面的指导思想和治理政策。
材料一 明清时期，在礼俗传统的影响和规制下，徽州宗族形成了一套系统的息讼思想。针对当地常见的土地归属类、户婚财产类以及墓地侵占类等纠纷矛盾，徽州宗族秉承息讼观念，主张一方面通过家规、宗规等民间规约来约束宗族成员的行为活动，形塑其礼让精神，使其行为能够符合礼俗传统，藉此预防纠纷矛盾的发生；另一方面则强调在宗族内部成员之间或宗族与宗族之间出现争执时，矛盾双方应通过协商调解的方式，根据当地的习惯法来化解彼此之间的问题。
——摘编自郭敬东《明清徽州乡村息讼观的内在逻辑与实施路径》
材料二 徽州地处万山之中，对外交流不便，民众长期生活在宗族社会，接受宗族的教化，如“绩邑士人，除应试外，足不出里。农工、妇女亦终岁家居，不知乡里外有何世界”。徽州宗族对民众的教化和“忠臣顺民”思想的灌输，是晚清之前宗族能够有效控制民众的一个重要因素。然而随着一些学生出外学习和报纸的传入，外部新的思想和观念传入到了徽州地区，徼州民众在思想和观念上得到了前所未有的解放。“近今新学发明，士人亦幡然有远志，负书担囊，肩背相望。抑闻有东渡大和，西赴欧美以博求新智识者。”
——摘编自王灿《论晚清时期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的变化》
材料三 宗族观念有其正向功能，维持家庭和睦与家族和谐，是稳定基层社会秩序的重要支柱。但从阶级斗争角度看，宗族观念本质上是狭隘的、封建落后的，掩盖了宗族内的尊卑等级，更掩盖了阶级的身份。宗族观念引发的宗族械斗，导致农民之间内耗而削弱农民阶级的团结。中共追求劳苦大众的解放，必须克服底层人民这种互相伤害的狭隘性。开展土地革命的前提是唤醒广大农民的阶级意识，但这毕竟是一个漫长的过程。对于宗族经济基础及组织权力的改造能直接看到成果，而存于人内心深处的宗族观念改造效果却难以衡量。
——摘编自郭为桂、钱珠栎《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党对地方宗族势力的改造》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徽州宗族息讼思想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晚清徽州宗族对民众控制力减强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指出土地革命战争前期宗族观念的局限性。
材料一 从如图可以看出，汉代粮食亩产已达到一定水平。明和清前期，随着稻田复种指数增加，亩产又有一定的提高。但从汉代到清中叶的两千年中，粮食亩产只增长了39%。
——编自吴慧《中国历代粮食亩产研究》
材料二 在中国，小农经济一锄一镰，一个主要劳动力加上一些辅助劳力，就可以到处组织起简单再生产，虽然脆弱，又非常顽强。小农经济这种顽强的再生产机制所造成的结果便是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水平位移——横向发展。
——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材料三 中国传统农业是在国家全力倡导、监督下得以发展成为一种进步的形态。但是，“农为国本”，这话的反面，也意味着国家的一切都得靠它滋养支撑。正是高度中央集权的大一统国家对农业的强控制，使农业本身受到重压，整个经济结构缺乏自身运行的独立机制，变得非常僵硬
——编自王家范《中国历史通论》
(1)材料一反映了中国古代农业怎样的发展概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和清前期粮食亩产提高的外来因
素。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我国小农经济既脆弱又顽强的原因。举例说明“中国传统农业经济的水平位移”的具体表现。
(3)概括材料三中“农为国本”的两面性。从经济角度分析农业发展的成果“无法扩散、转化、辐射到其他的经济领域”的原因。
材料一公元前3000年至公元前1550年，埃及服饰的发展相对稳定。一般来说，埃及人会穿一种短裙申提（最初仅供法老穿用），这种服饰在很长一段时间内仅限上层阶级穿用。服饰的布料多采用亚麻纤维，由于亚麻织物凉爽、轻便，适合埃及的气候。各神殿中的祭司浮雕形象在或长或短的身体外面常穿一件三角形或金字塔形的国裙；伊西斯神殿中的托勒密二世浮雕头裁王冠，王冠的圆柱形基座后部向上延伸，托起了两个花冠，红色花冠代表下埃及，上部的白色花冠代表上埃及，基座和两个花冠三者共同构成一个王冠的整体。
——摘自梅利莎·利文顿编著，宋炀译《世界服饰史图典·古代到19世纪的时尚》
材料二15世纪以来，服饰时尚的领导者集中在日益辉煌的欧洲宫廷，包括意大利、法国、西班牙寻国。欧洲男性服饰凸显肌肉发达、肩膀宽大，女性服饰呈现丰胸、细腰、矮小、圆臀特点，这种造型观念是基于人体解剖学制衣的理念，摆脱了哥特的直线型风格。男女服饰面料都比较豪华，女士往往还佩戴华丽的珠宝首饰。欧洲人对服装的迷恋还体现在服装类书籍的发展之中，仅1560年至1601年间，意大利、法国、佛兰德斯和德国就出版了十几本服装类书籍，这些书籍是木版画作品集和雕版印刷品，其中有很 欧洲的服饰，也有一些涉及近东，非洲甚至新大陆地区的服装。
——摘编自黄士龙《中西服饰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古埃及服饰文化所体现的文明内涵。(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15世纪以来欧洲服饰发展的趋势，并简析其原因。
材料一:西汉时期，出现了坩埚炼铁法，并得到了广泛使用，在战国晚期块炼渗碳钢的基础上发展而来的“百炼钢”技术兴起。西汉中期武帝时，政府令官铁冶造规格统一的新式农具，加以推广，如铁耦梨和耧车等，首先在京畿附近推广，作为全国的示范区。《汉书·昭帝纪》曰:“武帝始开三边，徙民屯田，皆与犁牛。”至东汉时期，陕北也使用牛耕。
——摘自田培栋《陕西社会经济史》
材料二:近代工厂制在英国的兴起，是工业革命时期技术变革的产物。作为一种全新的生产组织形式，近代工厂制是对原工业化时期生产组织形式的重大突破，它的兴起促使作坊制或家内制生产逐渐消亡，而手工工场也逐渐开始向近代工厂过渡。不过，作为工业化社会中涌现出来的新鲜事物，工厂制在兴起过程中也暴露出一些不容忽视的弊病。
——刘金源《论近代英国工厂制的兴起》
材料三:建国初期，毛泽东总结了自鸦片战争以来中国落后挨打的原因:“一是社会制度腐败，二是经济技术落后”。1954年3月19日，《人民日报》社论指出:“国家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人才问题，特别是技术人才问题，就被提到了头等重要的地位”。1945年4月，鞍钢技术革新能手王崇伦等7名全国工业劳动模范向全国总工会发出了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建议书。21日，中华全国总工会通过了《关于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决定》，指出:“技术革新运动必然成为日益发展的客观趋势”，要“把技术革新运动作为提高当前劳动竞赛的主要内容，充分发挥职工群众的才能与智慧”。
——摘自李增添《试论建国初期的技术革新运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概述推动汉代铁制农具普遍使用的因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说明近代工厂制出现与推广对生产关系的影响，从工人的角度列举两项“不容忽视的弊病”。
(3)根据材料三,概括1954年党和国家开展技术革新运动的时代背景。结合所学，指出改革开放前我国在国防科技方面的重大成果。
材料一 从8世纪中叶起，阿拔斯王朝哈里发实施博采诸家、兼容并蓄的文化政策，大力倡导并赞助将古希腊、罗马、波斯、印度等国的学术典籍译为阿拉伯语。在哈里发的资助和倡导下，在首都巴格达创建了国家级的综合性学术机构“智慧馆”、由翻译局、科学院和图书馆组成。智慧馆以重金延聘了各地不同民族、宗教信仰的近百名著名学者和翻译家，集体从事译述、研究活动，将用重金从各地所搜集的一百多种各学科古籍进行了整理、校勋、译述。他们在对原著直译的基础上，作了大量校勘、注释、质疑、摘要、评论等，发挥了自己新的创见。至阿拔斯王朝前期结束时，古希腊典籍中重要著作都已译成了阿拉伯文，其中有柏拉图的《法律篇》《国家篇》、亚里士多德的《政治学》等，以及医学、天文学、数学方面的译作。这些著作给阿拉伯世界带来了深刻的启发和迷人的智慧，不仅大大丰富和增长了见识、学问，而且深刻地改变了人们的思维方式，将阿拉伯人由一神信仰阶段带入了层次更高的理性思辨阶段。
——摘编自潘潇寒《阿拔斯王朝百年翻译运动》
材料二 鸦片战争中，林则徐深感西方船坚炮利，提出必须“访夷情，译西书”，开近代翻译先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洋务派开始筹建京师同文馆译书处、江南制造总局翻译馆等机构从事大规模翻译活动。徐寿1868年在江南制造总局主持译书工作，大多是根据西文的较新版本，由传教士傅雅兰口述，徐寿用适当的汉语表达出来，前后译书17部约280万余字，所印书籍涉及经济、军事、物理、化学、医学等领域。……甲午战争之后，翻译活动迎来新的高潮。随着洋务运动的式微，翻译活动也逐步走向民间，形成了近代晚期新兴的翻译群体。著名的翻译家主要有马建忠、严复等。他们都满怀爱国热情和报国志向，有海外留学或驻外经历，对西方政治、经济、法律等有深入的了解。例如严复提出的“信、雅、达”的标准，确立了翻译作品的真实性、严谨性和可读性。他在所译作品中都有序言，介绍翻译本书的目的，同时对书中旨意进行阐述。如翻译《天演论》中介绍过达尔文的《物种原始》、马尔萨斯的《人口论》。在翻译《论法的精神》中对旧思想批判尤为突出，倡导“(立宪之国)主人非他，民权是已”的主张。严复的翻译可以说不独是理论学说的介绍，而且是一种“批判的武器”。
——摘编自史日丽《近代翻译活动的时代特征》
(1)根据材料一概括百年翻译运动的特点，并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分析其兴起的背景。(2)根据材料二分析指出甲午战争前后翻译活动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翻译活动的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文明交流的认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