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英国乡村医院出现于19世纪60年代。据伯纳德的统计，乡村医院的资金来源最主要的三项为：富人群体的认捐款、富人和病人的捐赠款、病人付款。他将乡村医院建筑的选址要素归纳如下：避开低洼和潮湿地带……周围环境干燥，树木不可过于茂盛等。乡村医院装备简单合理，造价低廉，一间6张床位的乡村医院从建立到设施配置完备，费用只需350英镑……以1879年水上波顿乡村医院的年度报为例，该报表由院长、医务官、秘书、会计、牧师组成的委员会共同编制，详尽记载了收治病人的疾病类、所受捐赠的具体金额、医院购置设备的费用和日常开支，甚至对医院所用井水的质量指标相关数据也有所涉及。

——摘编自傅益东《论19世纪英国乡村医院的兴起》

材料二   1932年“一·二八”淞沪抗战使高桥、吴淞卫生实验区遭到严重破坏：七七事变后，上海随即遭到日军的侵略，各种建设自然无法照常继续。在江湾，伤寒、霍乱的预防接种工作难以顺利开展，许多人出于无知，或者认为这是管闲事，对之表示反对。1933年，上海市“公私经济，仍在喘息未定之中，市政建设，尚难充分发展，是以上海之卫生经费，未能有所增加，故卫生事业之促进，极感困难”。上海是当时中国医疗卫生人才最多的城市，但是上海的医生多以服务城市为旨归，不愿到乡村工作。

——摘编自李传斌《南京国民政府时期上海乡村卫生建设研究（1927—1937）》

材料一   数据显示，1905年，英国占人口1%的富人拥有全部社会财富的55%，而占人口33%的穷人却只拥有财富的1%。但由于英国税收主要来源是关税和消费税等间接税，税收负担大多落在社会中下层收入者的身上。受古典政治经济学理论的影响，英国传统税制很少强调其调节社会财富分配的功能，税收主要用来为政府筹集收入。为革除传统税制的弊端，英国政府实行的“建设性税制”改革，发挥了税收调节功能，但同时也出现了忽视税收效率功能的问题。二战后税率曾一度高达50%，因此遭到英国工会联合会和全国制造商协会的反对。另外，英国不同时期执政党的税制思想和政策各有偏好和差异，这使得英国税制改革容易出问题。

——摘编自滕淑娜《英国的“建设性税制”改革》

材料二   1953年8月，周恩来总理在全国财经会议上提出财政收入工作应该符合党在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和“一五”计划的要求。这个时期，税制建设的主要任务是：一方面要更多地积累资金以利于国家的重点建设；另一方面要调节各阶级的收入以利于巩固工农联盟，并使税制成为保护和发展社会主义及半社会主义，有步骤、有条件、有区别地利用、限制和改造资本主义工商业的工具。

——摘编自张斌《新中国税制改革历程与经验》

材料一   下表为19世纪初英国巡回法庭所审判罪犯人数。

——Michael Ignatieff, A Just Measure of Pain,p.154.数据仅限英格兰与威尔士

材料二   时任内政本臣皮尔在议会下院指出，盗窃犯构成了犯罪阶层的主体。……其二，从地域分布来看。英国工业区或城市郊区的治安形势明显要比乡村地区更为严峻。 因为与乡村相比，城市中的传统礼俗和道德规范在急剧的社会转型中受到更大冲击。其三，19世纪英国诉讼费用的降低、新警察制度的建立、执法效率的提高都会使起诉案件的数量比18世纪有大量增加。

注：法院判决定罪才能称之为罪犯。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犯罪问题及其社会成因》

材料三   (英国)各地监狱管理水平参差不齐，但普遍存在着以下几个方面的问题：第一，不分原则的混合羁押是 18 世纪英国监狱遭受普遍诟病的突出问题之一(不分罪行轻重、不分性别、不分年龄)。 第二，物资匮乏导致狱犯生存境况堪忧。 第三，缺乏监管使得监狱秩序混乱不堪。因财力所限，许多监狱都缺乏专业的管理者，地方监狱尤其如此。在此种情况下，狱监只好从犯人中选出“监管者”，让罪犯自行管理。第四，环境恶劣、疾病蔓延也是英国监狱的严重积弊之一。

19 世纪初，英国的刑罚体系遭遇了一场空前危机。 “刑罚危机”促使英国政府不得不思考代替传统刑罚的新机制。19 世纪中期以后，英国监狱状况已在整体上大为改观。 首先，新式监狱的环境变得更加整洁，有效抑制了流行病的传播。其次，新式监狱不仅受到内政部的统一监督，也享受统一补贴。 狱警开始由经过专业训练的人员来担任，并纳入带薪公务人员行列。再者，犯人的基本食宿条件有了保证。 最后，监狱管理……不再过分强调惩罚，管理中加入了更多的激励、奖励措施，教育感化逐渐成为新的规训手段。

英国政府何以对监狱改革报以如此高昂的热情，除了前面所提到的监狱问题和刑罚危机之外，通过监狱改良来提升国家威望已成为政府的重要考量。当时的一位监狱改革者亦道出了这一归旨：纠正罪犯的恶习，使之改邪归正，成为社会有用之才……这不仅标志着人性的胜利，也标志着一个国家在文明世界中的崛起。

——许志强《英国工业化时期的监狱改革论析》

材料一   敦煌户籍残卷所见唐代均田户受田情况表

注：唐代上柱国按规定受勋田3000亩，表中是排除了上柱国户后的数据。

——改编自王仲荦《隋唐五代史》

材料二   白居易的《赠友》描述了两税征钱导致钱重物轻而伤农的现象，“胡（何）为秋夏税，岁岁输铜钱。钱力日已重，农力日已弹”；表达了对租庸调法的认同，“庸必算丁口，租必计桑田。不求土所无，不强人所难。量入以为出，上足下亦安”，主张“复彼租庸法，令如贞观年”。柳宗元的《答元饶州论政理书》指出，两税法实行按户等征税，富人贿赂官吏求居下等以逃税，导致“贫者愈困饿死亡而莫之省，富者愈恣横侈泰而无所忌”。他认为要避免上述现象的出现，只有“舍其产而唯丁田之间”，即恢复以身丁为本的租庸调法。

——改编自付志宇《唐人诗文所见两税法变革补证》

材料一   16世纪马铃薯传入英国，很长一段时间种植几乎处于停滞状态。其近邻爱尔兰岛上由于自然环境限制，小麦生长受限，因此大力种植马铃薯，人口也出现了大规模地增长。16、17世纪的英国经常发生粮食歉收，一些农学家大力推广马铃薯，称之为“丰富之根”，“怎么推广都不过分”。此后，马铃薯逐渐成为英国饮食文化一个重要部分。

——摘编自鲁青《土豆征服世界的历史》等

材料二   下表为16、17世纪西欧以白银计价的小麦价格指数变化。（每一数据为前后20年的平均价格，以1510年价格指数为100）

——摘编自斯利彻•范，巴思著《西欧农业史》

材料一   在雍正朝以前，清朝的重要的军国事务，特别是战争的统筹、指挥几乎都由议政王大臣会议掌握，议政王、议政大臣均为满洲亲贵。雍正七年（1729年），清世宗由西北两路发动战争意图平定准噶尔部。雍正八年（1730年）十二月，清世宗建立军机处专事上述军务，最早进入其中的包括怡亲王允祥，议政大臣尹泰、阿齐图、特古忒、查弼纳，内阁大学士马尔赛。值得一提的是，还有两位汉人内阁大学士张廷玉、蒋廷锡也在军机大臣之列。由于军务牵涉事项较多，其权力范围逐渐扩张，首席军机大臣也成为清世宗所谓“赞襄机务”之人。雍正十二年（1734年）清军主力撤回后，清世宗将在乌里雅苏台等地设置将军由战时驻扎变为日常驻防并受军机处直辖。在军务外，这些将军也兼管民政、制衡蒙古王公，与理藩院体系下的册封羁縻治理形成配合。

——摘编自刘文鹏《军机大臣议复机制与清朝国家政治体制重构》

材料二   1937年8月，国民党中央政治会议设置国防最高会议为“全国国防最高决定机关”，由蒋介石担任主席，并允许主席对“作战期间关于党政军一切事项”“得不依平时程序以命令为便宜之措施”。1939年1月，国民党五届五中全会改国防最高会议为国防最高委员会，蒋介石担任委员长。该委员会凌驾于国民党中央和“五院”之上，一切与“抗战建国”有关的重大事项均由其议定后再交付有关机关实施（紧急时也可自行实施）。后来，蒋介石又在委员会下设秘书厅等辅助他处理机要事务。当时，汉口《扫荡报》对此有社论：“国难严重到如斯地步，政权需要统一，力量需要集中，步伐需要整齐”。据学者统计，至1947年该委员会撤销前，其有关财政、内政和立法的决议最多，合计超过六成，而关于军事的不到四成。

——摘编自石柏林《论抗战时期国民政府的战时政治体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