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两宋时期我国第一次真正意义上出现了一个规模庞大的图书出版市场。中国人口在汉唐间未能超过6000万，而到北宋末年，在北宋、辽、西夏、大理等范围内总人口达到了1.4亿。人口增加带来了生存竞争压力，导致一部分人不得不通过读书、业儒，进而入仕以求改变困顿的家境。据统计，两宋科举取士正奏名和特奏名共12万多人。科举的直接参与者和接受教育者数量的剧增，培养出了一个数量庞大的读者群体。两宋时期国子监刻书计有9440卷。一些政府部门、地方学校也都刊刻了一些与科举有关的书籍和相当数量的经传史记、诗词歌赋等。通俗读物、童蒙读物、民间日用书籍等成为市民阶层所需要的文化产品。此外，医方、历书、占卜类书也是民间百姓喜闻乐见的书籍。当社会对图书的需求与图书生产联动协调时，宋代的图书市场便就此形成了。

——摘编自白金《人口、科举与宋代图书出版市场的形成》

材料二   1843年，英国伦敦会传教士麦都思在上海创办了墨海书馆，该书馆使用以牛为动力的机器印制图书，这是外国在中国设立的最早的近代出版印刷机构，也是中国近代第一家铅印出版机构，之后中国又出现了格致书室、美华书馆和广学会等20多家出版机构。1846年，清政府正式废除了禁教令。这一时期在中国出版的图书主要有《养心神诗》等传教小册子，《华英字典》《中葡字典》《拉丁—中文词汇》等工具书，还有大量有关西方学术、文化和科技的著作，如《东西史记和合》《大英国志》《代微积拾级》《几何原本》等。1851年由广州西关金利埠惠爱医院出版的《全体新论》是中国近代第一部系统地介绍西方人体解剖学的著作，对中国医学界影响很大。

——摘编自郑艳红《传教士与近代中国图书出版》

材料一   下表反映了洋务运动时期中国社会的基本状况。

材料二   中国共产党自1921年成立之日起，历经百年探索，走出了一条中国式现代化道路，实现了人类历史上前所未有的大变革，开创了人类历史上最有影响力的现代化发展之路。

鸦片战争打破了中国农业社会的稳定性，中国被迫加入世界现代化的进程。而新中国的成立则为中国现代化建设打开了前进通道，中国开启了主动现代化的征程。近代以来，从洋务运动到戊戌变法，再到辛亥革命，无数仁人志士不断求索，试图找到中国现代化的方案。特别是辛亥革命之后，现代化方案都是外源式的，这些不顾本国国情盲目照搬照抄他国的做法，最终都以失败告终。中国共产党成立后，领导全国人民推翻“三座大山”建立新中国，并在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不断奋斗中，逐步找到了符合中国国情的内生性方案。随着中国经济社会发展水平的不断提高，中共对现代化的认识也越来越全面。当前，中国开启了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新征程，致力于实现全面高质量发展的现代化。

——摘编自王晓青《中国共产党探索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百年历程及经验启示》

材料   近代日本立宪君主制明确天皇总揽统治大权，其大权由互不统属的各机构分割代行。在这种分权体制下，军部的权力不仅独立于政府之外，还干预甚至操纵政府决策。1900年政友会成立，之后政党逐渐占据政治舞台的中心地位。1913年，民众掀起反对藩阀和军部势力、拥护宪政的运动。1918年9月，政友会总裁原敬组阁，开始推行改革。首先改革众议院选举制度，将现行纳税资格从10日元降低到3日元；其次将皇室收入用于资助设置大学、中学及实业学校的六年计划及奖励在教育事业上有勋劳者，并用皇室财产弥补预算不足等。原敬还计划将陆军置于政府领导之下，并由陆军自主进行去军国主义改革。1921年11月4日原敬遭到暗杀，改革戛然而止。

——摘编自陈伟《原敬关于立宪君主制改革的构想与实践》

材料一   南宋时期已有鱼鳞图册。顾炎武称赞道：“人虽变迁不一，田则一定不移，是之谓以田为母，以人为子，子依乎母，而的的可据，纵欲诡寄埋没，而不可得也。此鱼鳞图之制然也。”通过鱼鳞图，政府能较为有效地掌握土地流动和人户占有的状况。不过鱼鳞图的局限性亦不容忽视。历史上每一次攒造的鱼鳞图册都只是某一时间点土地田产状况的静态记录，而实际上田产随着日常土地交易不断在发生变化。土地登记信息的变动，致使原有鱼鳞图需要重新绘制。官府赋予相关田块新的登记编号，结果编号数字越来越大。除编号外，土名、亩步、四至、田税等信息也需一同调整。

——摘编自戴建国《南宋中后期的土地清查和地籍攒造》

材料二   鱼鳞总图是总括土地丘块的地形图，史籍一般称“鱼鳞图”。鱼鳞分图绘制独立地块的地形。鱼鳞图册分为总图和分图是今人所创概念体系，史籍未见“鱼鳞总图”和“鱼鳞分图”之名。王毓铨等人指出，“"鱼鳞图册，乃鱼鳞总图和清册的统称”。“清册”即装订成册的鱼鳞分图，登记业户独立的土地丘块。

——摘编自汪庆元《明清鱼鳞总图汇考——以徽州鱼鳞图册为中心》

材料   宴饮是中国古代重要的生活方式。秦汉时期，每年正月旦的元会议，由朝贺与置酒宴饮两部分组成，是皇帝规训群臣服从意识的重要仪式。汉初，皇帝与诸侯王有“四见”，均是以宴饮的形式开展，皇帝通过展演礼仪确立自己作为大宗的道德尊位和政治权威。外藩首领或使者来朝见时，皇帝置酒设宴，这涉及不同民族的饮食文化以及夷夏关系问题。秦汉的皇帝还热衷于赐酺，在皇帝的恩典下所有庶民都开展持续数日的宴饮，感受着皇恩浩荡。这种全体居民参加的宴饮活动有各种体现尊卑长幼秩序的规矩，是演习“乡党之礼”的重要场合。秦汉时期的元会议或皇帝赐酺属于正式的制度安排，官场和民间举行的大多数宴饮都属于非制度性的安排。非制度性层面的运作，与制度层面的运作一起，共同支撑着古代国家的日常运转。

——摘编自薛小林《秦汉时期宴饮活动中的政治秩序与权力运作》

材料   1898年，近代思想家严复在戊戌维新运动期间受到光绪帝召见，不久后向皇帝上万言书，其中谈到欧洲历史，大略言：“欧洲国土，当我殷、周之间，希腊最盛，文物（文化）、政治皆彬彬（优异）矣。希腊中衰，乃有罗马。罗马者，汉之所谓大秦者也。庶几一统矣，继而……日尔（耳）曼诸种起而乘之，盖自是欧洲散为十余国焉，各立君长，种族（民族）相矜（争斗），互相砥砺，以胜为荣，以负为辱。盖其所争，不仅军旅疆场之间而止；自农工商贾至于文词学问……莫不如此。此所以始于相忌（忌惮），终以相成（成就），日就所将，至于近百年；其富强之效，遂有非余洲所可及者。”

——据刘梦溪主编《中国现代学术经典·钱基博卷》

材料   明太祖朱元璋曾言：“商贾之士皆人民也。”明朝建立之初，他即实行恤商的新法，将税率降为三十分之一，下诏令官府采购应照时价公平给付。明初虽实行专卖政策，但比元代已大为放松，像盐这样的专卖品也与商家分利。商人可以贩粮到边境，领盐引回内地取盐。山（西）陕（西）、江淮等地商人纷纷奔走于各边镇，边地也随之繁荣起来。朱元璋认为“治国以教化为先”，鉴于商贾多不读书，特命儒士编书教之。随着恤商政策的实施，城市中的商人活跃起来。在他们的带动下，元末遭到破坏的历代名城逐渐恢复。城市的繁荣带动了娱乐消费需求的不断增长，戏曲、说书等通俗文艺逐渐在民间流行起来。

——摘编自吴慧《中国商业通史简编》

材料     

——摘编自羽田正《东印度公司与亚洲之海》

材料   马克思指出，劳动是“社会围绕之旋转的太阳”，是人类历史发展的前提，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

1939年2月，毛泽东提出“自己动手，丰衣足食，克服困难”的口号，号召各根据地开展生产活动。大生产运动首先在陕甘宁边区展开。八路军第三五九旅开入荒无人烟的南泥湾，经过艰苦劳动将其改造为“陕北的好江南”。1949年，毛泽东在新政协会议开幕词中向全世界豪迈地宣告：“我们的民族将从此列入爱好和平自由的世界大家庭，以勇敢而勤劳的姿态工作着，创造自己的文明和幸福，同时也促进世界的和平和自由，我们的民族将再也不是一个被人侮辱的民族了，我们已经站起来了。”20世纪60年代，一批志在治沙的林业人进驻地处高寒、极端少雨、沙化严重的塞罕坝，经过近50年艰苦卓绝的奋斗，创造了荒原变林海的人间奇迹。

2010年，我国一跃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实现了人民生活从温饱不足到总体小康、奔向全面小康的历史性跨越，推进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习近平指出：“‘民生在勤，勤则不匮’。中华民族是勤于劳动、善于创造的民族。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历史的辉煌；也正是因为劳动创造，我们拥有了今天的成就。”

——摘编自《劳动精神与中国共产党百年奋斗史》《中国近现代史纲要》等

材料   “古典”指以“六经”为代表的先秦典籍。《史记》太史公曰：“书缺有间矣。”唐司马贞解释说：“言古典残缺有年栽，故曰有间。”《后汉书》称孝明皇帝“垂情古典，游意经艺……正坐自讲，诸儒并听”。

有学者提出，对“中国古典”的学术研究可称为“中国古典学”，它至少涵盖三个层面。其一，商周文献、诸子之学、秦汉典籍，以《汉书·艺文志》中所列六类书目为代表。其二，与典籍相关的文字学，如陶玉石器上的刻划文字、甲骨文、金文、简帛文字、两汉今古文以及相关的音韵学、训诂学，以汉代的《尔雅》《释名》《说文解字》为代表。其三，以传世经典与文字资料为线索，充分利用考古资料，统合研究“中国古典”，如古代文明、思想文化、学术史研究等。

有西方学者认为，从西周到魏晋时期为中华文明的“古典时代”。进入古典时代后，技术发展使得农业和整个文明的扩展速度与强度都大大超越过去。秦汉帝国确立了其后中华文明发展的基本要素。该文明要素的结构不仅包括庞大官僚体系和国内服务系统，还包括把这个广大的文明连接起来的道路和运河，支持着农业基础的灌溉网络，以及保护中国内地免于游牧民族袭扰的庞大的边墙。正如这些成就所表明的，中华文明是全部人类历史上最具创造力和影响力的文明之一。

       ——摘编自《百年考古推动中国古典学步入黄金时代》《全球文明史》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