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海上丝绸之路形成主因是中国东南沿海山多平原少，且内部往来不易，因此自古许多人便积极向海上发展。……中国东岸夏、冬两季有季风助航，因此也增加了由海路通往欧洲的方便性。尤其在两宋年间，游牧民族盘踞华北地方导致陆上丝绸之路阻断，令海上丝绸之路贸易更加蓬勃。

——摘编自李庆新《海上丝绸之路》

材料二 汉代“海上丝绸之路”雏形既已出现，魏晋而后，僧人“附商舶”西行“求法”，成为佛教东传的重要方式。宋元时代指南针等远洋航行工具的使用，使海外贸易达到鼎盛。明朝前期，在郑和下西洋的背景下，出现了一批重要的航海著作，如《瀛涯胜览》《星搓胜览》《西洋番国志》等，记录海行见闻，反映当时东南亚、印度以及阿拉伯、东非等地的风土人情、山川形胜。明后期，郑若曾针对倭寇等问题，在《筹海图编》中明确提出“海防”的主张：“欲航行于大洋，必先战胜于大洋。”

——摘编自白寿彝《中国通史》

材料一　徐光启（1562—1633）在西学东渐的背景下，他与传教士利玛窦等人合译《几何原本》，将欧洲数学介绍到中国，奠定了我国近代数学的基础。其著作《农政全书》是我国历史上最重要、影响最大的农学著作之一。该书不但记载了我国古代农业生产的理论和科学方法，而且是我国农学史上最早传播西方近代科学知识的书籍。1629年明政府以徐光启为监督编纂《崇祯历书》，书中介绍了哥白尼的地球自转说，然而当时中国社会的一些知识分子对哥白尼的学说持否定意见，哥白尼的学说在当时的中国并未引起重视。

——摘编自黄中治《浅谈明末清初中西文化交流》

材料二　儒家思想在西方传播较晚，当时近代科学技术特别是印刷术已达到了相当高的程度，16世纪末，耶稣会士来华后翻译了“四书”“五经”。当时，中国的综合国力在世界上处于领先地位，中西方之间的对话处在相对平等的位置上，耶稣会士们的翻译在西方产生了很大影响。伏尔泰说：“孔子不语怪力乱神，真理绝不与迷信混同”，他抨击天主教的黑暗统治，并把儒家思想占统治地位的中国看作是世界上最优秀的政体之一。有学者认为，“在欧洲，特别是在法国，17和18世纪的整个思想模式发生了转变，而转变之后，在许多方面与孔子思想都很相似”。

——摘编自《儒家思想在西方的传播》

材料一   12世纪，西欧更多的行业集中到城市，刺激了商业和贸易的繁荣。工商业的发展造就了一个新的市民阶级，这使得争取人身自由开始成为城市斗争的主要内容。西欧的商人打破了封建等级依附关系的纽带，在城市中获得全新的个人法律地位，逐步形成了与封建社会有很大反差的市民文化，它崇尚民主参与和自由平等、强调私有和尊重法律、注重契约和权利、关注世俗利益，并在此基础上不断发展升华而形成近代市民阶级精神，即现代法治精神。

——摘编自鲁蒙娜《中国与西欧城市发展影响因素浅析》

材料二   中世纪的城市共同体鼓励了人们“一种自从古希腊和古罗马衰落以来已经不复存在的自信心、权威和作为公民的自豪感”，使城市法得以出现。城市法抛弃了不符合城市生活的封建习惯，重新确立了新的民事财产商业制度。对瓦解封建制度起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并为重新建立社会法则开辟了道路。

——摘编自程化美《简述中世纪城市自治的主要内容》

材料一   为了“人尽其才，才尽其用”，自南北朝后期便开始探索考试选官的方法。隋唐间均田制以土地国有、计口授田为原则，摧毁大族豪强的庄园经济，使一批自耕农和庶族地主得以产生，并参与分享文化和权力。唐代手工造纸产量颇大，雕版印刷渐趋流行，为普通人读书并参加科考创造了便利条件。

——摘编自冯天瑜《科举制度---中国“第五大发明”》

材料二   唐代科举取士原则兼顾士子的平日才学和科场表现，若仅就规则而言，尚不周严。为杜绝舞弊，自宋真宗朝始，各级考试的试卷一律“封弥”、“誊录”，由皇帝主持的殿试也实行初考、复考、详定三级评定制度。在宋代，科举入仕者逐渐增多，成为文职官僚队伍中的核心力量。赵宋统治者鼓励敞开言路，士大夫们在处理各类国家事务之际亦敢于负责而直抒己见。

——摘编自袁行霈《中华文明史》

材料一   建国初期，新政权从国民党政权手中接管经济已到崩溃边缘的烂摊子，从人口、国土面积看是个大国，从国力看是名副其实的弱国。在两极对峙的国际形势下，不加入某个阵营是不现实的。

——杨泽喜《建国初期中国现实主义外交战略选择》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受到国际形势的客观限制和新中国外交经验缺乏的制约，外交实践较多地体现为与社会主义国家以及周边国家的双边外交。由于国际形势发展，中国又成功地进行了多边外交实践，大大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和威望，打开了中国的外交局面。

——陈玲《建国初期多边外交的实践及分析》

材料   君士坦丁一世（272年或274年—337年），罗马帝国奥古斯都（306—337年在位）。成为君主后的君士坦丁面对的是一个四分五裂的帝国，经济、政治和道德衰败，从宗教中寻求解脱成为普遍的社会需求。一方面，罗马帝国以其传统宗教多神教为主要信仰，基督教长期遭受打压。另一方面，帝国中也有不少人已经接受了基督教，其中既有普通平民大众，也有达官贵人。公元313年2月，君士坦丁发布了著名的“米兰敕令”，承认基督教与其他异教一样是帝国的合法宗教，允许“绝对信仰自由”，承认基督教受法律保护。君士坦丁还不断重申他的统治来自上帝，着手对基督教会进行改造，使自己成为全国性的大主教，利用教会组织恢复帝国的行政管理。君士坦丁将十字标志印于军旗之上，基督徒将其看成是耶稣的号召，而多神教则以之为旧信仰的复兴，从而使不同宗教信仰的人都在十字军旗之下获得了信心，甘愿为神灵而战。

——摘编自刘钊《君士坦丁与“米兰敕令”的政治动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