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乡里组织，是王朝国家权力向基层社会的延伸，以达到直接或间接控制基层社会的目的，是“下县的皇权”。广泛存在于基层社会的宗族组织（族权）与地方势力（绅权），以及各类民间会社组织，填补了传统国家因受政治资源限制而留下的权力空白，在构建地方秩序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在乡村社会权力网络实际运作中，政权、族权、绅权相互联结、互相交融、彼此配合，使得中国古代社会具有不断自我修复、自我完善的机制，国家治理体系更加稳固而难以瓦解。
——摘编自杨国安《古代基层社会如何治理》
材料二 民国时期县下设区进行管理，区逐渐成为县下常设的政区，区下设置的类型不一的组织则类似于以前的保甲管理制度。乡族与近代社团等社会力量并存，华南地区的农民协会、上海的工会以及各地的商会（团）、城镇的自治会（社），使多数人参与协调和解决纠纷、矛盾和冲突，在基层社会治理中发挥了重要作用。民国时期各种类型的法律更加细化，基层社会治理方面也开始出现配套的法律。
——摘编自温建钦《近代基层社会治理出现转型》
材料三 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在基层治理上继承了传统中国自上而下的行政和自下而上的自治相结合的“双轨政治”，并创造出群众路线，形成全新的现代治理经验。群众路线既是全新的治理理念与方法，又是对治理传统的继承，既是群众工作方法，又要在行政体系内实践，是基层治理全过程民主的具体体现。通过发动群众，新中国实现了比传统社会更高的动员组织程度，依靠农村自身资源完成了现代农村建设，如沿用至今的完善的水利体系，简易公路交通系统等，并推进一系列乡村公益事业，如扫盲运动、学校教育、卫生运动等。
——摘编自吕德文《中西基层治理有何差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基层社会治理的特点。(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与中国古代相比，民国时期基层治理的不同之处，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新中国成立后至改革开放前基层治理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腓力二世重视教育，他给12岁的长子亚历山大聘请了希腊著名学者亚里士多德为老师，学习哲学、数学、逻辑、艺术等各方面的知识。腓力二世死后，亚历山火于公元前336年继位称王。在此后的13年中，他不但成为全希腊的领导者，更征服了波斯，建立了史无前例的大帝国。他和他的继承者在东方的土地上建立了300多座希腊城市，这些希腊城市几乎都在底格里斯河以东，是希腊化世界东部的中枢。在每一座城市中都建有希腊式的剧场和体育场，而希腊的巡回演出剧团则定期在这些城市的剧场中上演希腊的悲剧和喜剧。他的部将塞玻古继承了亚历山大的政策，鼓励文化研究，在亚历山大城创建专门收藏文化典籍的缪斯宫，这就是人类历史上最早的博物馆。
——摘编自赵林《西方文化概论》等
材料二：在伊萨斯之战后，亚历山大集中精力巩固和整顿新征服的地方，接着挥军南下，不战而取埃及。他把埃及分为两个省，任命埃及人为省长，任命马其顿人为驻守埃及的海陆军指挥官，自己成了有绝对权威的法老，是神的化身。他采用分权的策略，任命多人负责埃及军政及民政事务，因为他认为把全埃及委托给一个人掌握是不妥当的。
——色诺芬《远征记》卷三
(1)根据材料一，概述亚历山大在传播希腊文化中所起的作用。(2)根据材料二，概括亚历山大对埃及进行统治的特点，分析帝国建立所产生的政治影响。
材料一 士绅阶层源远流长，但直到明清时期才逐渐成为一个群体，并在乡村治理中发挥其相应的功能。明清士绅阶层鼓舞民众开垦荒地，种植粮食作物，修建农业灌溉设施；带领乡民开山架桥，修建道路，并定期修整维护道路；躬体力行，传授经典，传播传统道德信条。每逢粮食歉收、灾荒年份、乡民生活窘困之时，士绅阶层筹资筹粮，开设粥棚，赈济乡民。士绅阶层带领乡村民众制定乡规民俗，对地方进行自我管理、自我服务。士绅阶层有时候还凭借其特殊的社会地位，无情地剥削乡里民众，强迫民众为其劳动服务。在调解处理乡民诉讼纠纷时，士绅阶层有时也会因为收受贿赂，导致调解判罚的偏颇。
——摘编自李富豪、罗运胜《论明清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角色及其对当今乡村振兴的启示》
材料二 近代以来，中国社会面临“千古未有之大变局”，保甲废弛，政府对乡村治理进行了适度调整与变革。晚清政府仿效日本推行地方自治，在乡村推行了一系列积极有效且具有现代治理色彩的举措，如兴办新式教育、制定村规民约和发展乡村经济等。1915年，民国政府在清末制度设计的基础上相继颁布了《地方自治试行条例》及《施行细则》，最早确立了现代意义上的乡村自治模式。1920年代，乡村建设运动渐成风尚，众多社会精英投身其中，中国乡村建设呈燎原之势，600多个乡村学术团体和教育机构参与其中，通过兴办教育、改造农业、流通金融、提倡合作、办理防卫，复苏日趋衰落的农村经济，实现“民族再造”与“民族自救”。
——摘编自冯俊锋、唐琼《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再考察》
材料三 民族要复兴，乡村必振兴。进入实现第二个百年奋斗目标新征程，“三农”工作重心已历史性转向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各级党委和政府要贯彻党中央关于“三农”工作的大政方针和决策部署，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让广大农民生活芝麻开花节节高。
——习近平2021年9月向全国广大农民和工作在“三农”战线上的同志们致以节日祝贺和诚挚慰问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清时期士绅在乡村治理中的功能并分析其不足。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末民初中国乡村治理的特点并分析其原因。
(3)根据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乡村振兴的认识。
材料 国共两党实现第二次合作后，中国共产党将活动在湘、赣、闽等八省边界13个地区的游击队和红军改编为新四军，迅速挺进敌后。在认识到“初期发展阶段干部缺乏是一般规律”的情况下，依靠外来干部是当时开展工作的重要途径。但是外来干部“不了解情况，与群众的联系不够"，扎不下根……1941年7月，随着日伪军对苏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清乡"，新四军所处环境愈渐困难，"在牺牲与被捕的人中，外来干部占极大多数"。为此，中共华中局发布了《总政治部关于干部工作第一号指示——干部工作原则》，积极推进干部地方化工作。主要措施有：整党，建立干部人事档案制度；加强对干部的管理和审查；建立系统的干部教育培训制度，加强对地方干部的培养与教育；积极探索培养地方干部的制度和方法；建立保障制度，解决基层干部的后顾之忧。华中抗日根据地的干部地方化，是中共探索干部工作的有益尝试，为改善当地干群关系，巩固和发展抗日根据地起到了重要作用。
——摘编自侯竹青《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研究》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改革的背景。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抗日战争时期华中根据地干部地方化改革的特点及意义。
材料一 1938年，翦伯赞在《历史哲学教程》中指出："我们研究历史，不是为了宣扬我们的祖先，而是为了进一步增强民族凝聚力。马克思主义史学家在这一时期的主要研究方向都放在了对日本帝国主义种种侵略史观的批判、对中国历史上反侵略战争和民族英雄的讽歌，以及对那些卑躬屈膝、卖国求荣的民族败类的谴责”。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严格遵循马克思主义阶级分析方法和社会形态说，同时紧密结合中国自身历史特点，把中国历史演变当作有规律的过程来把握，以翔实的史料系统阐述了中国社会发展历程，并深刻地揭示了其中内在的规律性。郭沫若在谈到这时期自己评价历史人物的原则时公开宣称："我的好恶的标准是什么呢？一句话，归宗：人民本位！"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队伍和社会影响迅速扩大，以至有人惊呼："今日研究社会科学者，已多趋于唯物派一途"。当然，这一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中也出现了一种以古喻今、以古人古事说今人今事、把历史和现实简单类比、一概否定统治阶级的活动等实用主义的倾向。到抗战后期，史学研究者开始自觉加以纠正，使自己的史学研究更加实事求是。
——摘编自陈前《论抗日战争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的迅速发展》
材料二 戴逸指出："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是要掌握马克思主义的精神实质，尊重历史事实，不符合客观实际的具体论断是可以修改、可以补充的，但唯物论、辩证法的基本原则是长青的。"2005年，在《经济—社会史评论》座谈会上，齐世荣、侯建新、马克盎等学者谈到“对包括中国在内的任何一个社会，任何一个国家的历史的考察，如果在世界历史的大的坐标系内进行的话，就有可能看得更加清楚"。新时期以来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发展，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的需要，是丰富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的需要。
——摘编自侯云灏等《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特色马克思主义史学理论成就综述》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抗战时期马克思主义史学研究的特点及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史学研究发展的主要表现。
材料一 美国社会贫困人口主要由工人、黑人、农民和老人构成。1964年，约翰逊向国会递交了《经济机会法》，试图将贫困人口纳入服务和培训中，为穷人提供机会，让穷人主要通过自己的努力实现自给自足。在保守派阻挠下，国会只通过了8亿美元的反贫困支出。之后，政府开展社区行动计划、启智计划、法律服务和志愿队计划，为有能力改变自己的穷人提供援助教育、儿童健康和营养、成人识字教育和职业培训，又为可能永远无法帮助自己的穷人提供社会保障。1968年，被归类为穷人的人数减少了36%。接受公共援助的人数增加了41%，但许多核心贫困人口依旧没有改善他们的贫困境况。反贫困计划共支出560多亿美元，国会无力承担反贫困计划逐渐增涨的成本。1969年，约翰逊离职，“全面消除贫困”的承诺成为泡影。
——曹睿《林登·约翰逊政府反贫困计划研究》
材料二 2021年初，中国向全世界宣布已消除绝对贫困。以下是中国扶贫治理不同阶段的划分及特征比较。
| 阶段 | 救济式扶贫 | 发展式扶贫 | 开发式扶贫 | 综合性扶贫治理 | 脱贫攻坚 |
| 时间划分 | 1949—1977 | 1978—1985 | 1986—2000 | 2001—2011 | 2012—2020 |
| 瞄准单位 | 无 | 区域为主 | 县级 | 村级 | 到户到人 |
| 工作机制 | 民政部门为主 | 多部门协同 | 分级负责、以省为主 | 四到省、县抓落实 | 四到县、五级书记挂帅 |
| 减贫动力 | 社会救济与平均分配 | 农村制度改革与经济快速增长 | 有组织有计划大规模的扶贫开发 | 开发式与保护式扶贫共同作用 | 国家行政主导的扶贫治理 |
（备注：开发式扶贫是指依靠贫困地区自身资源与发展来解决贫困问题；保护式扶贫是指新型农村合作医疗、农村低保等保护性扶贫手段的运用。“四到”是指责任到、任务到、资金到、权力到）
——许汉泽《新中国成立70年来反贫困的历史、经验及启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约翰逊政府反贫困计划的特点。
(2)依据上述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新中国扶贫治理的变化，并简析其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日技术引进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