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春秋初期，各诸侯国基本上沿袭西周的法律。但是春秋末期的法律制度发生了重大的变革，就是郑、晋两国最早出现了“铸刑鼎”事件，公布了以保护私有财产为中心的成文法律。郑、晋两国由于其特殊的历史背景，在向封建制过渡的道路上比其他诸侯国先迈进了一步，因此，成文法最早在这两个诸侯国产生。此外，春秋末期教育制度的变化也为郑、晋两国公布法律（“铸刑鼎”）提供了条件。西周时期，“学在官府”，贵族垄断文化；春秋末期，私学大兴，整个社会的文化水平得到了提高，加上郑、晋之地本来就是夏、商、周三代文化的沉积带，具有良好的文化传统。因此，公布法律之事有可能最早在这里出现。

——摘编自曾宪义主编《中国法制史》

材料二   太祖谕太孙曰：“此书（注：指的是《大明律》）首列二刑图，次列八礼图者，重礼也。顾愚民无知，若于本条下即注宽恤之令，必易而犯法。故以广大好生之意，总列《名例律》中。善用法者，会其意可也。”……太孙又请曰：“明刑所以弼教。凡与五伦相涉者，宜皆屈法以伸情。”乃命改定七十三条，复谕之曰：“吾治乱世，刑不得不重。汝治平世，刑自当轻，所谓刑罚世轻世重也。”

——《明史·刑法志（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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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汪熙《约翰公司：英国东印度公司》等整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