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至唐，思想界逐步形成“三家齐鸣”的局面。在三国两晋时期，战争不断，王位更替频繁，从北方来的游牧文明冲击了原有的农耕文化，“胡文化”一度盛行，儒学者的地位下降，儒士们纷纷南迁，儒学思想陷入危机。直到隋文帝的出现，他在统一北方之后，首先便恢复传统的伦理纲常，从思想层面改造了国家，同时也为随后而来的盛世奠定了思想基础。唐朝，儒学一直保持着主导地位，唐晚期再次为动乱和宗教思想文化冲击，危机再次出现。
——摘编自何成轩《儒学南传史》
材料二 二程把“理”规定为三个不同的层次。一个是宇宙本体之“理”，这是“形而上”者；一个是万物、万事之“理”。如程颢说：“天下万物，皆可以理照，有物必有则，一物需有一理。”这个“理”，就是“形而下”者。再一个是伦理道德之“理”。“人伦者，天理也。”
——赵吉惠《中国传统文化导论》
材料三 王阳明的心学在明代中叶横空而出，就像一个力量硕大的“劈山神”，一斧子下去，一直束缚人们心灵的封建僵化的伦理观念就开始动摇了。王阳明心学对待民众的核心是亲民。他不仅承认凡人可以成为圣人，而且提出人本来就是圣人，重视普通人、士人，甚至百姓。针对当时官场腐败、道德沦丧的现状，具有王阳明思想的许多人敢于大胆进言，指责世道的不公。王阳明教导弟子，不去逃避现实，要“知行合一”，在事功之中去拯救国家、拯救百姓。阳明心学承继儒学入世之精神，激发人积极奋发的生命状态，激励人们修心、强心，堂堂正正做人。它不是自私的养生哲学，只“治一人一身”，不仅要讲修身明性，还要齐家、治国、平天下，追求个性在心灵上与社会自觉统一。这对于现代社会树立文化自信、解放发展潜力有着不可替代的价值引领作用。在学术方面，王阳明的思想更开一代新学风，跳出了几千年来的条条框框，是追求个性的体现，描写了最真实的现状。
——摘编自李克《心途：王阳明的传奇人生》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汉唐时期儒学发展的变化趋势。
(2)指出材料二中对“天理”的认识具体包括哪三个层次？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宋代理学形成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王阳明心学的特点。
材料一 明太祖初壹海内，仍元制，设中书省，综理机务。……行之一纪，革中书省，归其政于六部，遂设四辅官。又仿宋制，置殿阁大学士，而其官不备，其人亦无所表见。燮理无闻，何关政本，视前代宰执，迥乎异矣。成祖简翰林官直文渊阁，参预机务，有历升至大学士者。其时章疏直达御前，多出宸断。儒臣入直，备顾问而已。
——摘编自[清]张廷玉《明史》卷一○九《宰辅年表一》
材料二 阁臣至仁宣，以部院职、兼公孤衔地位骤显。也以票拟之预政形式，在明最高行政权力运行过程中之裁决权、执行权间构成一个中介程序。仁宣以来，阁臣多进士资格，翰林起身，识达大体，谙熟政令。且综理庶务，少搀杂各部门本位之偏狭，平章政事，更能拿出较为公允贴切之意见，其缓冲君主个人意志与国家机构职能之对立，调整国家机器合理运行之作用是显而易见的。
——摘编自姜德成《明代内阁制浅议》
(1)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初中央官制演进的基本特点，结合相关史实加以说明。(2)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朝内阁阁臣的地位变化及其参政优势，分析对明代政治建设的积极意义。
(3)综合上述材料，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明代中央官制的发展趋势。
材料一
在洋务派看来，中国的文物制度是西方不能望其项背的，中国的纲常名教是安身立命的根本。因此，“中道西器”“变器不变道”，是洋务学堂对于新型人才的基本定位。
——李康《洋务运动对21世纪中国现代化事业的启示》
材料二
辛亥前后，人人言变法，人人言革命，太重视了制度，好像只要建立制度，一切人事自会随制度而转变。因此只想把外国现成制度，模仿抄袭。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
材料三
十月革命一声炮响，给我们送来了马克思列宁主义。十月革命帮助了全世界，也帮助了中国的先进分子，用无产阶级的宇宙观作为观察国家命运的工具，重新考虑自己的问题。走俄国人的路——这就是结论。
——毛泽东《论人民民主专政》
(1)根据材料一，指出洋务运动的基本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洋务运动对中国现代化做出的努力。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辛亥革命模仿的外国制度，并说明辛亥革命以后中国社会并未随着新制度的建立发生真正改变的原因。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在具体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走俄国人的路”与十月革命的异同。
| A．深受儒家“仁政”理念的影响 | B．借鉴了商王朝统治的经验教训 |
| C．实为收揽民心的安抚怀柔政策 | D．有现实导向和继往开来的特点 |
材料一 秦一后,丞相王缩认为,“燕、齐、荆地远,不为置王,母以填之”。李斯认为“置诸侯王不便”,应在全国实行郡县制。秦始皇经过思索和权,最终采纳了李斯的主张,秦统一的当年,即“分天下为三十六郡,郡置守、尉、监。”
——摘编自陈长琦《郡县制确立时代论略》
材料二 《元史・明宗纪》称行省为”方面之寄”。合而论之,即在传统的郡县制基础上另加行省之类的高层督政组织于中央与路府州县之间,把行省当作分寄与集权的枢纽,既有所分寄,又立足于集权。
——摘缟自李治安《元代行省制的特点与历史作用》
(1)材料一中秦统一后在国家结构形式问题上发生了什么争论?秦始皇最终采纳了谁的建议?有何重要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元代行省制的历史渊源及显著特点,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其建立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在国家系统和乡族势力之间发挥重要作用的，是中国社会所特有的“乡绅”阶层。国家利用察举、荐举、科举、捐纳等社会流动渠道，把地方上的精英分子和有钱有势之人吸收到政权体系之中，授予官职、功名和各种荣誉，允许他们享有优免特权和一定的司法豁免权，“乡绅”阶层逐渐产生。同时，高度集权的中央政权实际上无法完成其名义上承担的各种社会责任，其对基层社会的控制只能由一个双重身份的社会阶层来完成，而基层社会也期待着有这样一个阶层代表它与高高在上的国家政权打交道。因此，“乡绅”阶层得以在中国传统社会长期存在。
——摘编自傅衣凌《中国传统社会：多元的结构》
材料二 明清之际，时局动荡，大量士人回归乡土，试图通过“恢复乡间古礼与重建宗族借此延续文化血脉”，这种“重建基层社会组织的意图和尝试”与清初帝王们的乡村社会重建计划不谋而合。清王朝重视发挥以士绅为代表的地方精英在乡村治理中的作用，在“天高皇帝远”的广大乡村，士绅阶层以维护和弘扬儒家思想信仰及价值观念为己任，并通过自己的言行给予广大民众以正确的引导和规范。另外，士绅还积极参与到地方社会的各类公共事务，在乡村治安、司法、赋役、祭祀等领域士绅似乎从未缺席，因此国家有赖于士绅加强对乡村的控制，而乡村则更希望士绅能够为乡村争取更多的利益。
——摘编自王洪兵《清代乡村治理多元协同模式的建构及其得失》
(1)根据材料一，分析传统社会“乡绅”阶层兴起并长期存在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清代士绅乡村治理的特点及其作用。
材料一 西周时期，学术文化活动为王室所垄断，接受学术文化教育的群体也仅限于贵旌不弟春秋以降，则出现“畴人（掌管天文、历法的史官）子弟分散，或在诸夏，或在夷狄”的现象，伴西周礼乐文化流向社会，推动了民间教育的发展。儒、墨、道、法等学派思想家为宣传学说”也纷纷聚徒讲学，企图以自己的学说统一天下。
——摘编自刘爱敏《西周至汉初的学术发展脉络》
材料二 当时（魏晋南北朝时期）一切学术文化，可谓莫不寄存于门第中，由于门第之护持而得传习不中断，亦因门第之培育，而得生长有发展。
——摘自钱穆《中国学术思想史论丛》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春秋战国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特点，并简述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指出魏晋南北朝时期学术文化发展的趋势，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原因。
材料一 羁縻治策出自春秋战国，在秦汉至唐宋时期，羁縻治策的基本内容是封建王朝借助边陲夷狄首领的势力进行控制，即根据势力的强弱，分别赐其首领以王、侯、邑长或将军、都督与刺史等封号，实行土职代管或与所设郡县参差而治，象征性地征收少量贡纳。朝廷对各级土职的管理相当松弛，未进行严格的制度性管理。羁縻治策的施行对象包括边疆的夷狄和与封建王朝有往来关系的邻邦。羁縻治策的不少思想和策略是从应对北方游牧民族的经验总结而来的，这些思想和策略未必适合南部边疆复杂多元的社会形态以及不同民族长期交融的情形，致使封建王朝对边疆地区的经营长期停留在对外防御和编织边疆藩篱的层面，也忽视了对边疆的深度统治和经济经营。
——摘编自方铁《论羁縻治策向土官土司制度的演变》
材料二 明朝在设置卫所以外的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推行土司制度。农业地区由于广设卫所而进步很快，土司地区则听任土司施治，致使发展滞后，相关的矛盾由此产生。雍正前期的西南边疆存在部分土司危害社会，与朝廷争夺土地、矿藏等严重问题，为此，雍正进行改土归流，扫清了清朝深入统治西南边疆的障碍，内地人口大量移居西南边疆，有效缓解了内地人口激增造成的压力。
——摘编自张楠林《明清时期云南“土流并治”管理模式与边疆治理逻辑》
(1)根据材料一，概括秦汉至唐宋时期羁縻政策的特点。(2)根据材料二，分析雍正朝在西南地区进行大规模的改土归流的作用。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古代边疆治理的认识。
材料一 宋代蒙学（小学）有常年开课的私塾、义学、家塾等。私塾是塾师在自己家中设学教授，规模较小，学生从十几人到几十人不等。教师以学生所交的少量现金或财物作为办学费用，塾师的生活往往相当艰难，时常无下锅之米，但这些教书先生热爱教育事业，为提高宋人的文化素养做出了积极贡献。家塾是官宦世家或富裕之家聘请老师教育其家族子弟的私学，如陆九渊、吕祖谦等人，都设有家塾教育家族子弟。宋代蒙学以识字、习文为主，同时也进行伦理道德和行为规范教育。由于蒙学设置相当普遍，城镇乡村处处都能听到琅琅读书声，这对培养儿童道德素质和增长知识有着难以估量的重要贡献。
——游彪《新编中国史：宋史》
材料二 近代教育学家大多认为：儿童教育首先要尊崇儿童教育的特点和规律，要以教育家的“民主精神”，去尊重儿童的主体地位和天性，实施系列教育。1904年田汉在上海创办的“育婴堂”，是我国最早的儿童教育机构之一。此后，幼儿园、托儿所、小学堂等公共教育机构设施相继涌现，它们开设文化知识、品德修养、自然、格物、生理卫生等一系列课程，很多小学堂还注重培养学生的动手能力和表达能力。在少年强则国强的时代呼唤下，整个近代中国涌现出陶行知、陈鹤琴、沈百英、雷震清、王云五等一大批杰出的儿童教育家、儿童文学家、儿童艺术家。
——摘编自朱永新《中国近现代教育思想史》
(1)根据材料一，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宋代蒙学的特点，并分析其积极影响。(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近代中国儿童教育发展的背景，并概括其特点。
材料一 在吸取秦汉至唐宋等朝边疆统治经验教训的基础上，元朝在地方行省管理体制下，对“内属”“归附”的少数民族或部落酋长或首领封以官爵，使其代表国家间接统治原有领地和民众，将少数民族首领整合进国家职官体系、各族土民整合为国家民众，强化元朝的国家权威和民众的国家认同。即“稍与约束，定征徭差发之法，皆因其俗，使附辑诸蛮，谨守疆土，修职贡，供征调，有相仇者疏上，听命于天子”。元朝先后在西南等少数民族与民族地区设置大小土司数百家，主要集中在四川、云南、贵州、广西、湖南、湖北等省。
——摘编自彭福荣、刘译蔓《国家整合视野下的元朝土司制度》
材料二 清朝初年，中央政府无暇顾及西南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土司制度的弊端逐渐暴露。雍正帝即位后，深知土司危害，“朕闻各处土司鲜知法纪，每于所属土民多端科派，较之有司征收正供，不啻倍蓰。”同时，土司间、土司内部经常发生斗争，给土民的生命财产造成了巨大损伤。土民强烈要求摆脱落后的、残酷的土司制度。在政权稳定后，他以坚定的决心使改土归流进入了一个新的历史阶段。
——摘编自张琦《浅论清初云南的改土归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元朝土司制度的特点。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朝实行改土归流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