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6世纪，英格兰社会发展显著，但中后期也出现诸多问题，有学者描述为“都铎危机”，其中最突出的是贫困人口增多，流民已然危及社会秩序，有学者估算，都铎、斯图亚特王朝时期，城镇贫困人群占总人数的5%~22%。因气候变化发生了几次严重的农作物歉收，粮食减产导致粮食价格上涨，让一部分人沦为“食不果腹”的穷人；部分乡村之人流离失所，对民众心理造成很大冲击，甚至引发了小规模的骚乱；物价上涨直接降低了“工资”收入群体的生活水准，当时此类人口的数量不容低估。

一直以来，基督教会是英格兰社会的贫困救济机构。基督教会不仅有救济的道义，还有固定的经费来源。12世纪教会法学家格拉提安编撰的《教令集》，对教会财富用于救济穷人做了详细规定。这种情况在16世纪中后期发生了变化，1547年，伦敦市议会决定向市民强制征收济贫款，取代原来的星期日募捐筹款方式，以此为开端，诺里奇、约克等城市都开始了济贫税的实践。虽然各有特点，但共同点都是以堂区为单位，向居民和在此拥有地产者强制征税，用于救济本地的贫民。至此，济贫税作为一个新税种，首度出现在议会通过的法令中，具有了法律效力，作用于英格兰全境。1598年，对《济贫法》做了修订，明确了征税人员的职责。1601年，再次修订《济贫法》，又一次确认了这些原则。此次《济贫法》规定的征税原则，尽管有所改动，其有效性一直持续到1834年的《济贫法修正案》。这些地方的济贫实践，为王室政府制定《济贫法》提供了借鉴和启示。

——摘编自张殿清《英国都铎王朝的济贫税及赋税精神》

材料   法国在历史上的显赫地位一直是法国人的骄傲。但在二战中沦陷，戴高乐的“自由法国”甚至一度得不到盟国的承认。战后美国根本不把法国作为战胜国来对待，对战后重大问题的处理，法国不是被排斥在外，就是没有多少发言权。戴高乐1958年上台后，法国经济不断得到恢复，其发展速度还超过了美国，至1970年，法国国民收入达1283亿美元，居西方世界第3位。

1958年9月17日，他向艾森豪威尔总统递交了一份私人备忘录，要求在北约内成立由美英法组成的大西洋理事会，以决定北约组织的世界战略和政治问题，否则法国将不参加任何发展北大西洋公约组织的工作。他主张“把靠近莱茵河、阿尔卑斯山和比利牛斯山的国家在政治、经济和战略上联合起来，在必要时，使它成为苏联和盎格鲁一撒克逊两大阵营之间的仲裁者。”1966年7月，戴高乐与苏联领导人勃列日涅夫进行政治会谈后表示要建立一个“从大西洋到乌拉尔的大欧洲”，双方同意欧洲问题应该在欧洲范围内进行讨论，称欧洲大陆的国家应该努力为在东西方国家之间建立缓和气氛准备必要条件。戴高乐还从现实主义立场出发，认识到继续维持法国与殖民地的传统关系，已不符合历史发展的潮流，必须改弦更张，使自己转变为非殖民化的倡导者和坚定不移的实施者。

“戴高乐主义”成为激发法国人维护民族尊严的情愫，使得法国人恢复了自十九世纪以来多年没有的民族自豪感和自信心，使得法国得以重新走向世界。戴高乐想象中的大国地位，是要与美国平起平坐，作为戴高乐主义的一种理想，是可以的，作为一个政治家的现实政治目标，那又是脱离实际的。戴高乐主义在反对美国霸权的同时，明显地暴露出了要使法国取代美国在欧洲的地位的意图。

——编自张猛《试论戴高乐主义》

材料   19世纪末美国社会学家莱文斯坦试图对移民的迁移规律进行总结。他认为：人口迁移并非完全盲目无序流动，而是遵循一定的规律——左右人口迁移的动力是推拉因素作用的结果。伴随着一些研究者不断细化、深化，“推拉模型”受到来自不同方面的批评，主要是认为其无视移民主体在这一过程中的主观能动性，无法回答为何当“推拉”因素发生变化后移民行为不一定随之变化，以及相似的“推拉”因素的作用下，同一群体中为何有的人走上了移民道路，有的人却依然故我，安于现状。

——摘编自李明欢《20世纪西方国际移民理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