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邓小平在会见基辛格时说，“在建立在殖民主义、帝国主义、霸权主义基础上的旧秩序”，使得“贫国与富国的差距越来越大”。而“新的政治秩序就是要结束霸权主义，实现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最经得住考验的不是霸权政治，不是集团政治，而是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只有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才能建立国际政治新秩序“使它同国际经济新秩序相适应”。

——摘编自罗昱《处理国与国之间的关系，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是最好的方式》

材料二   二战后，亚非拉民族民主运动蓬勃发展。全球殖民体系土崩瓦解，发展中国家作为国际舞台上举足轻重的力量逐渐崛起……西方列强不甘心将殖民利益拱手相让，不断打压发展中国家……因此，加强相互间的团结合作，反对新老殖民主义，捍卫民族独立，维护世界和平与合作，既是亚非独立国家的迫切愿望，也是万隆会议召开的根本宗旨。

——摘编自余建华《万隆会议与中国亚非外交》

材料一   鸦片战争后,民族危机不断加深。面对统治危机,中国并没有放弃内部的矛盾而达到一致对外,清政府的中心工作是内部的安定,这便导致了中国近代外交陷入了双重困境之中。随着外国资本主义列强的入侵,外国公使进入北京,再随着帝国主义的强迫,中国向西方国家派驻了公使,这种一来一去在形式上有了互换使节的建制,但在根本上并没有平等可言,只是侵略者对清政府无理压迫的结果。面对千年未有之变局,李鸿章、曾国藩等认为:外要和戎、内要自强。换言之,就是要在牺牲部分利益的前提下赢得时间,抓紧一切机会发展强大自己,只有如此才可能真正取得反侵略斗争的胜利。中国近代外交,是中国社会开始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地的一种缩影,这充分反映了在帝国主义列强侵略下,清朝封建统治者腐败无能卖国投降的屈辱行径,这在中华民族外交史上将是最可耻的一页。

——摘编自李胜臣《中国近代外交的特征及成因探析》

材料二   1949年1月至8月,在刘少奇率中共中央代表团秘密访问莫斯科期间,中共直接以书面形式提出了如何处置《中苏友好同盟条约》的议题。在给斯大林的书面报告中,刘少奇提出了三种方案:一是继承旧约;二是重订新约;三是暂时维持条约的原状,在适当的时机重新加以签订。斯大林也表示:"新中国一成立,苏联就立即承认,!945年签订的中苏条约是不平等的,因为那时是与国民党打交道,不能不如此。,《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指出订约的目的是为了加强两国之间的友好与合作,共同防止日本帝国主义之再起,及日本或其他用任何形式在侵略行为上与日本勾结的国家之重新侵略。

——摘编自沈志华《（中苏友好同盟互助条约）的签订:愿望和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