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我们一年来转战各地，浑感全国革命潮流的低落。一方画有少数小块地方的红色政权，一方而全国人民还没有普通的民权，工人、农民以至民权派的资产阶级，一概没有言论集会的权利，加入共产党是最大的犯罪。红军每到一地，群众冷冷清清，经过宣传之后，才慢慢地起来。……我们深深感觉寂寞，我们时刻 盼望这种寂寞生活的修了。要转入到沸热的全国高涨的革命中去，则包括城市小资产阶级在内的政治的经济的民权主义斗争的发动，是必经的道路。……打击小贵产阶级的过左的政策，把小资产阶级大部驱到豪绅一边，使他们挂起白带子反对我们。近来逐渐改变这种政策，情形渐渐好些。在遂川特别收到了好的效果，县城和市镇上的商人不畏避我们了，颇有说红军的好话的。……中央要我们发布一个包括小资产阶级利益的致纲，我们则提议请中央制订一个整个民权革命的政纲，包括工人利益、土地革命和民族解放，使各地有所遵循。以农业为主要经济的中国的革命，以军事发展暴动，是一种特征。我们建议中央，用大力做军事运动。

——摘自毛泽东《并冈山的斗争》（1928年11月）

材料一 孔子批判地继承了春秋时代的思潮，以“仁”为核心。在孔子看来，从政的人如果真正能以“德”治国，将得到人民的拥护。孔子不满“礼乐征伐自诸侯出”的现象，力图维护濒手瓦解的周礼，提倡“克己复礼”,以“礼”来规范自己的言论行动，“非礼勿视，非礼勿听，非礼勿言，非礼勿动”。

——据甘筱青、文师华《孔子思想及其现代意义》整理

材料二中唐时期，韩愈以敏锐的目光，洞察到孔孟以降，儒学正在衰落，发觉当时与佛老的竞争，面临着深刻危机。是故，韩愈发出尊孔孟，排异端的口号，高举复兴儒学的旗帜以恢复儒家思想的正统的统治地位为当务之急。韩愈认为通过复兴道统，即可恢复中国儒家的伦理观念，促使当时纷乱局势，得以全国统一，复兴王朝。

——摘编自李世伟《论韩愈尊儒排佛》

材料一   20世纪初，随着中国民族工业的进一步发展，民族资产阶级迫切要求摆脱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的束缚，实行民主政治。然而，哀世凯倒行逆施，在思想文化领域出现了一股尊孔复古的逆流。如何能够使得那个时代真正走出传统的思维框架，而不仅仅是推翻帝制，成为以陈独秀、鲁迅、胡适、吴虞等人为代表的那一代激进思想家们所思考的重心。他们以西方的“科学”“民主”为旗帜，对中国的传统文化进行了激烈的批判。

材料二   “五四”以前，宣传新文化、新思想的刊物只有《新青年》《每周评论》《新潮》等少数几个，“五四”以后，这类刊物如雨后春笋般地发展起来，“五四”后一年中，新出版的刊物多达四百多种。1919年12月，《新青年》在《本志宣言》中提出了自己构制的新的社会蓝图。一些进步青年，学习、研究马克思主义和俄国革命，马克思主义成为强大的社会思潮，对中国革命产生了深远影响。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郑师渠《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一 五四运动以后在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中李大钊起了主要作用。中国共产党成立后，党和团的机关报又在传播马克思主义的过程中发挥了主要作用。建党初期，党和团的机关报始终坚持着无产阶级的革命立场。如《工人周刊》明确指出其是“工人阶级第一份自己的新刊物”。这一时期的报刊在议论文的基础上，创造性运用了随笔、小说、诗歌、笑话等形式。各个刊物还特别讲究用群众身边发生的事实说话，并对其进行马克思主义的分析。比如《劳动界》专门设置《本埠劳动界》栏目关注上海的工人运动情况，持续报道重大的罢工事件。

——摘编自马雅成《中共建党初期的马克思主义传播分析》

材料二 井冈山斗争时期，以毛泽东为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坚信“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忠诚于中国革命事业，在斗争中总结正反两方面的经验教训，以极大的理论勇气提出了“工农武装割据”的思想，这是中国红色政权理论的核心。

——摘编自兰秀辉、周利生主编《信仰:跨越时空的井冈山精神》

材料一荀子（约公元前313年—公元前238年），战国时代最后一个儒家大师，三任稷下学宫的祭酒，是谓东方世界的精神领袖。荀子认为“人之性恶”，教育的作用就在于“化性而起伪”，即改变本性之恶，兴起人为之善。他对教育的作用作了极高的评价：“我欲贱而贵，愚而智，贫而富，可乎？曰：其唯学乎！……上为圣人，下为士君子，孰禁我哉！”。荀子的基本培养目标是“法后王而重礼法”的“雅儒”，最高目标是“大儒”。他们志安公，行安修，知通统类，是“既智且仁”的“王霸之佐”。其教育内容最重礼经，认为“礼者，法之大分，类之纲纪也。”荀子认为教学过程有闻、‘见、知、行四阶段。“不闻不若闻之，闻之不若见之，见之不若知之，知之不若行之。学至于行之而止矣。”

——摘编自《荀子》

材料二亚里士多德（公元前384年—公元前322年），柏拉图最优秀的弟子，雅典吕克昂学院的创始人，逍遥学派的代表人物。他在吕克昂学院流传下了47本著作，建立了人类历史上最广博、最统一的知识体系。他第一次告诉人们，智慧不需要神启，是可以凭借理性和逻辑来认识的。亚里士多德曾经担任马其顿王国亚历山大大帝少年时期的老师，他按照希腊文明的最高标准塑造着亚历山大。他让14岁的亚历山大喜爱上了希腊文学与荷马史诗，并对生物学、植物学、动物学等广阔的知识产生热情。更重要的还是政治思想，亚里士多德对亚历山大提出要求，“做亚洲人的主人，做希腊人的领袖”。这正是“希腊帝国”的精髓—内部是民主，外部是殖民；上面是公民，下面是奴隶。这种双重标准的希腊式帝国，是日后欧洲帝国的精神原型与政治模板。

——摘编自潘岳《战国与希腊：中西方文明根性之比较》

材料一：春秋战国时期，礼乐崩坏，诸子蜂出，不仅形成了真正的学术繁荣，而且还有大量的新认知通过不同观点间的相反相成、相生相灭被创造出来。如孔子的仁学体系和孟子的仁政理想；老子所构建的宇宙论及宇宙论同社会论、人生论之间的逻辑联系；庄子主张把心的逍遥置于一切之上的人生观；韩非等人建立的与时俱进的理念等均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

——摘编自赵世超、卫崇文《论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运动》

材料二：西周末年，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从而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由礼崩乐坏所导致的士的再就业需求促进了私学的兴盛，无论是后世诸子百家的称谓也好，都表明这一时期中国思想的丰富程度。中国思想由此实现了突破，并确立了中国传统思想的基本精神价值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

材料一   先秦儒家思想是以“仁”为核心，以“礼”为形式，以“中庸”为方法论的政治伦理思想。“仁”既是个人道德修养的标准，又是现实管理中用作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和为政治国的最高原则。“仁”的表现形式是“礼”，“礼”的内核是“仁”。孔子“礼”的思想传承于周礼，它是一种保持社会各种人“明份”，从而使社会有序的思想，是一种外在他律性的规范和典章制度。“中庸”则是孔子提出的修身、处事的理论原则，指的是矛盾双方相互依存所表现出来的“度”，强调人与人关系中，要“执两用而中”，无过无不及。例如，在君臣关系中，要加强君主权力与尊重臣民权利相统一，君主驭臣又接受臣民的监督，臣民可以匡正君主的行为而不能越界；官民关系中，官府要宽以待民，人民要知礼而为。

——摘编自魏雪《先秦儒家的思想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二   宋代儒学的表现形态是理学，它以儒学为主，同时吸收了佛道思想，它主要讨论“性与天道”的哲学问题，并旁及文化的各个方面。理学的出现加强了封建主义精神压迫，同时它又是儒学思想中精华的发扬光大。当理学家离开关于“天理”的说教而论述治学问题的时候，他们又发展了早期儒学中重视人的独立思考、兼综百家和重视文化遗产研究的传统。朱熹在研究文化遗产时，非常注重独立思考，他强调“读书无疑者，须教有疑；有疑者，却要无疑，到这里方是长进”。理学的经邦济世思想和“国格”观念，在一些政治家和志士仁人身上也发出了光芒。如文天祥在被囚禁的土牢里写出一首气壮山河的《正气歌》，表现了视死如归的崇高民族气节。

——摘编自张岂之《儒学的历史演变及其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