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05年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以笔名“中国之新民”发表《祖国伟大航海家郑和传》。这位中国现代史学之父，一方面有慨于中国被西方列强侵略和瓜分的现实，另一方面，有感于传统旧史学的弊端，针对当时国民只知“家”，不知“国”，更不了解“国”以外还有一个世界，独树一帜倡导新史学，以启蒙“国民意识”。这篇文章探讨中华民族在世界历史中的地位这一重大命题，是其倡导新史学的一个具体行动。梁启超充分肯定郑和是祖国伟大的航海家，“叹我大国民之气魄，询非他族所能几也”。同时，认为“成祖以雄才大略”，“乃恩扬威德于域外”，“郑和之业，其主动者，实绝世英主明成祖其人也”。这不仅是因为他关注航海，而且也是他对中国在世界所处空间位置的定位思考。由此看来，我们也可以说郑和下西洋研究自一开始就与中国命运紧密联系在一起。

——摘编自万明《郑和下西洋研究百年回眸》

材料   1951年10月，政务院公布《关于改革学制的决定》，指出：旧学制存在许多缺点，其中最主要的是工人和农民的干部学校、各种补习班、训练班，在学校系统中没有应有的地位；初级学校修业6年并分为初小和高小的规定，使广大劳动人民的子女难以.受到完全的初等教育；技术学校没有一定的制度，不能适应培养国家建设人才的要求。为改正这些缺点，废除旧学制的弊端，维护劳动人民子女受教育的权利，人民政府决定实行新学制。规定小学改行5年一贯制，技术学校被列入正规的学校教育系统；中等教育分初、高两级，修业各3年；专业工农速成中心修业3至4年；中等专业学校修业2至4年；高等学校的学制多样化，大学和专门学校修业年限为3至5年，专科学校修业2至3年，专修科修业1至2年。从而构成了一套完整的教育系统。

——摘编自孙泽学《中国通史（当代卷）》

材料   德谟克利特（约公元前460～公元前370年或公元前356年，古希腊哲学家）根据自己的原子论哲学，不仅认为人的生与死、贫与富、幸福与不幸、健康与疾病都与神无关，而且知识与道德也不是神启的，而是灵魂有感觉与理性.可以认识自然与社会事物。他指出∶"任何艺术，任何科学知识，都不能不经研究而获得。"科学研究必须付出艰辛的劳动，"很多博学的人是并不聪明的"，但"吃尽千辛万苦"，却发展了自己"好的禀赋"，获得了丰富的知识。……如此明确地肯定劳动在科学研究和道德境界中的基础性作用，在古希腊哲人中是鲜见的。

——摘编自陈被春《续谟克，利特的科技伦理思想》

材料一   西汉官学德育模式的实现途径以中央官学与地方官学为主，出于教学衔接的方便与统一性，统治者要求地方官学的德育课程设置基本上要与太学保持一致。课程设置主要有《诗》学、《书》学、《礼》学、《易》学、《论语》学和《孝经》。经师讲学是汉代讲学的主要教学形式，太学博士通过大班上课的形式为学生提供了学习机会。由于汉代太学师生比例相差悬殊，仅靠大班上课很难满足学生求学的要求，也采取弟子相传的教学形式。集会是汉代太学特有的一种教学方式，许多以讨论经学或演示礼仪为内容的集会，一般由皇帝主持。

——摘编自《西汉官学德育模式构建研究》

材料二   朱熹在为白鹿洞书院制定课程计划时，除了讲授儒家传统课程“五经”外，还将《大学》《中庸》《论语》《孟子》一起编成“四书”，强调学生先读“四书”再读“五经”。书院在教学中采取重视自学、升堂讲学、自由论辩等教学方法。朱熹指导学生读书的原则、方法有六项，即循序渐进、熟读精思、虚心涵泳、切已体察、着紧用力与居敬持志。自由论辩必然要求书院进行开放性的教学，对不同学术流派、不同学生观点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允许不同观点的人会讲论辩，是书院实行自由讲学的一种典型方式。

——摘编自《南宋白鹿洞书院对先秦儒家德育思想的践行》

材料一   中国古代的共同富裕观念源自我国古人对“天地之道”的探求。在对天地万物的观察中，先民们对天地日月进行思考，认为“天无私覆，地无私载，日月无私照”，他们主张，人类要学习天地日月，效法自然，公平惠及，万类不遗。从《易经》的“裒多益寡，称物平施”“损上益下，民说无疆。自上下下，其道大光”到《礼记》“黄帝正名百物，以明民共财”，从管子“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老子“损有余而补不足”到孔子“不患寡而患不均”，共同富裕的思想与时俱进、不断发展。古代共同富裕思想更多地强调“共同”而非“富裕”，主要着眼于公平而非效率。这种思想在古代有其合理性，因为在工业革命前，无论中外，人均意义上的经济增长微乎其微。

——摘编自高翔《如何理解共同富裕自古以来就是中国人民的夙愿》

材料二   19世纪末，近代中国维新派领袖康有为糅合《礼记·礼运》中的“大同”“小康”思想和近代西方资本主义民主制、议会制学说，在其所著的《大同书》中设计了一个观众苦、合大地、平民族、同人类、保独立、为天民、公生业、治太平、爱众生、至极乐的共同富裕社会。他设想的共同富裕社会是要“破国界去国义”，设立公议政府，废除私有制，实行公有制，通过计划指导，按计划有比例进行分配，杜绝两极分化的产生，从而实现“人人极乐，愿求皆获”的共同富裕社会。他还主张废除家庭，婴儿生下来就为世界公民，由公政府设立的“婴院”来公养，使人民从孩子时期就为公政府所有，为世界所有。

——摘编自也辰、姚金桃《共同富裕的思想渊源与实践探索》

材料　　《反对本本主义》（原名《调查工作》）是毛泽东1930年5月为反对当时红军中的教条主义思想而创作的。在这篇著作中，作者第一次鲜明地提出“没有调查，就没有发言权”，“中国革命斗争的胜利要靠中国同志了解中国情况”等著名论断，批评了红军中一部分人迷信“本本”、不愿作实际调查的保守思想，指明了从前调查方法的缺点和改进方向。遗憾的是，这篇文章在转战中不幸遗失了，对此，他一直念念不忘。

1961年1月，经过多番辗转，毛泽东同志的秘书田家英发现了这本小册子。当毛泽东同志再次，见到这本纸张已发黄的《调查工作》时，百感交集，欣喜万分，他说到，“我对自己的文章有些也并不喜欢，这一篇我是喜欢的”；“过去到处找，找不到，像丢了小孩子一样”。1961年3月，在广州中央工作会议上，毛泽东同志亲自向与会人员逐段详细解读《关于调查工作》一文，指出：“凡是忧愁没有办法的时候，就去调查研究，一经调查研究，办法就出来了，问题就解决了。”1964年该文收入《毛泽东著作选读》（甲种本）首次公开发表，毛泽东同志在审定文稿时，把它改名为《反对本本主义》。

——摘编自杨蓓《〈反对本本主义>的精神实质与当代价值》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