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92年，国务院颁布《国家中长期科学技术发展纲领》，对面向新世纪的科技发展作出规划。为落实《纲领》的各项要求，国家科委和有关部门联合推出一系列科技和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措施，并先后在沈阳、南京等八个城市进行科技体制和经济体制综合配套改革试点，为科学技术服务于经济建设积累了宝贵经验。1993年7月2日，八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二次会议通过《中华人民共和国科学技术进步法》，这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第一部关于科学技术的法律。1994年2月，国家科委、国家体改委发出《适应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发展，深化科技体制改革实施要点》，1995年5月6日，党中央、国务院进一步作出《关于加速科学技术进步的决定》，正式提出科教兴国战略。

——摘编自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的九十年》

材料一   中国古代各类技术在总技术中的比较（％）

——据金观涛《兴盛与危机：论中国社会超稳定结构》

材料二   中世纪时期，早期基督教神学坚决拒绝科学，在此期间，一些东方民族扛起了被大多数西欧人遗弃了的科学大旗。最初的贡献是波斯人，他们的文化中心荣迪沙帕尔在5—7世纪负有盛名：人们在这里翻译了许多希腊书籍，使得希腊哲学和印度、叙利亚、波斯的哲学得到初步融合。及至阿拉伯人征服中东和大片地中海地区、建立庞大的阿拉伯帝国，保存和传递薪火的工作则主要由他们承担起来。近代科学的出现，既有对希腊理性科学的继承，也产生出全新的东西。有两个人物作出了重大贡献：一个是培根，一个是笛卡尔。培根的名言“知识就是力量”，强调近代科学必须用来增进人类的物质财富。笛卡尔的名言叫“我思故我在”，指出了现代人类精神的基本诉求。

——摘编自高毅《科学革命与科学思维传统的确立》等

材料一   我国的学术思想，起源是很早的。然其大为发展，则在春秋战国之世。诸家的学术，当分两方面观之：其（一）古代本有一种和宗教混合的哲学。其宇宙观和人生观，为各家所同本。其（二）则在社会及政治方面，自大同时代，降至小康，再降而入于乱世，都有很大的变迁。所以仁人君子，各思出其所学以救世。其中最有关系的，要推儒、墨、道、法四家。大抵儒家是想先恢复小康之治的，所以以尧、舜、禹三代为法。道家则主张径复大同之治。法家可分法、术两方面。墨家舍周而法夏。

——摘编自吕思勉《中国通史》

材料二   针对诸侯分裂势力，董仲舒在《天人三策》中向汉武帝陈述：“《春秋》大一统者，天地之常经，古今之通谊也。”把国家统一、政治集权上升到天地之道的高度，促使汉武帝下决心彻底解决诸侯王国封土过大的社会顽疾。董仲舒提出“诸不在六艺之科、孔子之术者，皆绝其道，勿使并进。邪辟之说灭息，然后统纪可一而法度可明，民知所从矣”，汉武帝完全采纳了他的建议。

——摘编自李奎良《董仲舒关于社会制度设计的贡献》

材料一   康有为的“经世之学”是以托古改制为形式的，“是对儒家经典意义的延伸而非否定。西方的影响使他的经解绝对的非正统”，但绝不是“非儒”。这种既不抛弃传统又在器物层面上实行西化的要求决定了康有为不得不用西方资产阶级的学术来重新解释传统的儒家经典，以使传统的儒学适应现实的需要（康有为）在潜意识上无疑还是“蕴含着对西方近代文明深刻的疑忌、强烈的不满乃至发自内心的痛恶”。可以认为，康有为的思想反映了在“中国农业社会与西方工业社会的矛盾时代”，中国知识分子试图挽救“中国思想之没落”，并努力“种下新思想的种子”这样一种挽救民族危亡的举动的必然产物。

——摘编自郑军《康有为对传统儒学的改造与维新变法理论的构建》

材料二   作为思想启蒙的五四新文化运动，批判的是中国传统文化中为封建统治者服务且有碍于社会发展的成分，批判的矛头直指以封建统治者意识形态出现的儒家学说。但必须注意，这种批判是在民族危亡时进行的，它不是纯学理意义上的一般学术批判，而是以文化为切入点，以实现民众启蒙、民族独立和国家解放为目的的社会运动。这就决定了这种批判不可避免地带有强烈的偏激色彩和以偏概全的倾向，但这种倾向恰恰是五四知识分子“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政治责任感和自觉担当意识。

——沈永刚《论五四新文化运动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批判和传承》

材料一   明清时期，白银货币化在整个社会全面铺开，孕育了资本主义萌芽的同时也在基层民众中浇灌出以奢侈和时髦为导向的欲望之花。对“人欲”的肯定成为这个时代精神最突出的标志。庶族地主和富裕农民的心声体现在士大夫们“农商皆本”的舆论中，李贽对程朱理学大加鞭挞，称“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通过对人之私欲的肯定，明朝人否定了皇帝一己之私的所谓天理之公。以黄宗羲为代表的文化反思派对君主进行了最严厉的批判，提倡君臣平等，主张限制君权。明清思想家的主张，由于阶级和历史的局限，不可能从根本上摆脱封建文化的束缚，最终在文化专制政策的高压下黯然失色。

——摘编自李宪堂《明清思想的背景、线索与问题》

材料二   

中国近代，可以说经历了三次大的思想解放运动。第一次是对“华夷之辨”观念的突破，第二次是对“道”“器”观念的突破，第三次则是对传统文化束缚的突破……由于第一次思想解放到第二次思想解放花了34年的时间，第二次思想解放到第三次思想解放又花了20年的时间，使得中国人民无力确立自己的独立道路，中华民族第一次腾飞的机会彻底丧失了。

——摘编自张玉福《中国近代思想解放的进程及启示》

材料一   西方最早的国家形式是古希腊各城邦，国家观念也随之出现。随着基督教的出现，神学国家观逐渐形成，教会提出国家存在是因为人有原罪，国家是减轻原罪所必须的安排，国家是上帝的产物。启蒙运动时期的霍布斯、洛克、卢梭等人都用社会契约论来阐释自己的国家观念。霍布斯认为人生是自私自利且充满恶意的，理性为人们提出一些简单可行的和平契约，每个人都同意把权力和力量转让给主权者，从而形成国家。洛克强调人的自然权利不可让渡、不可剥夺，否则人民将有权革命，强调政府必须实行法治和分权。

——摘编自《西方文明史》等

材料二   中国传统的君主统治形式实质是“家天下”，它将家和国联结成一个“共同体”，“家长”是独一无二的权威主体。维新时期，梁启超批判旧的国家观念，介绍西方新观念。他认为当务之急是速养成自己的国家观念以抵抗帝国主义的侵略。他强调只有兴民权才能强国家，人人有自由之权，国事决于公论。他更明确了君、臣、民三者的关系，君和臣都是为民办事者。

——摘编自《两岸新编中国近代史》等

材料：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的对比表

——摘编自王培培《卢梭平等观与马克思平等观的比较》

材料一   民本思想是中国传统治国理论的核心。“民本”二宇出自《尚书·五子之歌》：“民惟邦本，本固邦宁”。中国古代民本思想萌芽于西周，形成于春秋时期，在战国时期臻于成熟。孔子主张“因民之所利而利之”；孟子认为民贵君轻；《荀子》中说：“君者，舟也；庶人者，水也。水则我舟，水则覆舟。”战国之后，民本思想不断得到充实与发展，到明清之际达到巅峰。

——摘编自丁伟民《论中国古代民本思想的现代借鉴意义》

材料二   “民主”一词源于西方，英语的民主democracy源于希腊文demokratia，意思是人民当家作主，启蒙运动时西方明确提出主权在民思想：“主权是属于全体人民的国家最高权力，政府则只是受主权者的委托去执行公意，他们只是以主权者的名义行使主权者所托付给他们的权力。行政权力的受任者绝不是人民的主人，而只是人民的官吏，只要人民愿意就可以撤换他们。”

——据应克复《西方民主史》

材料一   在经济学界与伦理学界一直存在这一论题，效率与公平之间的内在联系是什么？孙中山给我们以重要启示。他认为只有进行政治革命，建立真正的民主共和国，才能够保证人民参与经济的平等权利，促进资本主义经济的迅速发展。孙中山强调实行“平均地权”能够有效地防止贫富悬殊的扩大，实现国家的工业化，使民生得到较好的改善。孙中山认为当时中国所面临的问题是患贫穷，不是患不均，主张振兴实业、实现国家的现代工业化以此来获得经济快速发展。1924年，孙中山指出在私人资本制度的存在下是无法实现分配公平的，“节制资本”可以预防资本的垄断，实现分配正义。孙中山强调公平不能以牺牲效率为代价，认为维护社会公平也是提高经济效率的方法之一。孙中山借鉴这一方面西方的成功经验，认识到制度创新是两者兼得的关键。

——摘编自汪荣有《孙中山经济伦理忠想探析》等

材料二   平等与效率之间的权衡是当代“福利国家”面临的最重要课题。1945年，英国工党政府上台后。在凯恩斯主义的指导下，遵循“最低原则”“普遍原则”和“责任原则”着手建立比较完善的福利制度，1948年宣布建成世界上首个“福利国家”。政府给公民的津贴与补助，名目越来越多，几乎包括了“从摇蓝至坟墓”所需的所有福利项目。1960年，英国社保支出占国民生产总值的比重为6.6%，到1983年，达到13.1%。但以“福利国家”模式为核心的社会治理体系难以为继。撒切尔夫人上台后，保守党政府开始调整自己的角色，社会保障制度开始向“基本安全网”方向转化，不再承诺公民生活水平的提高，只负责解决少数人的特殊困难。撒切尔政府把减轻税收作为重振英国经济战略中的一项重要政策。政府还将一些国营企业私有化，积极鼓励私人开办新企业。在这些措施下，社会成员在收入与财产上的差距拉大了，但经济显著增长。

——摘编自易梦红、佟家栋《平等与效率间的再权街》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