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日本学者内藤湖南认为中国宋代社会出现了重大变革。“贵族的失势的结果是君主的地位和人民较为接近，任何人要担任高职，亦不能靠世家的特权，而是由天子的权力来决定和任命”，“国家所有权力归于天子一人所有，其他任何大官均不能有全权”。除此之外，“宋代以铜钱代替绢布、绵等使用，发达的时候还盛用交子、会子的纸币，南宋时代纸币发行上升至极高金额……总而言之，自宋代开始，货币经济非常盛行”。“学术文艺的性质亦有明显变化，文学由注重形式的四六体演变为自由表现的散文体，诗、词等亦都由注重形式转为自己发挥。总而言之，贵族式的文学一变而为庶民式的文学，音乐、艺术等亦莫不如此文学曾经属于贵族，自此一变成为庶民之物。”

——摘编自内藤湖南《概括的唐宋时代观》

材料一   16世纪的欧洲沉溺于信仰的狂热之中，那是宗教改革和战争的时代。到了17世纪，信仰的热情逐渐冷却下来，变为哲学的思考和科学的理性精神。18世纪，欧洲的精神继续从17世纪的形而上学和理性下降到形而下的尘世，成为偶然和杂乱的感觉经验。18世纪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和唯物主义者也高举“理性”旗帜。笛卡尔和斯宾诺莎都声称要服从理性的节制，只求克服自己，不求克服命运，他们是沉思的学者。启蒙思想家猛烈地批判封建专制统治和天主教会，而他们本人则随时准备进巴士底狱。在对待宗教的态度上，他们不再像17世纪那样用理性去证明和限制宗教，而是像人文主义者那样断言宗教是荒谬和欺骗。

——摘编自陈锐《略论欧洲启蒙运动的历史和本质》

材料二   伏尔泰尖刻地抨击天主教会的黑暗统治。他把教皇比作“两足禽兽”，把教士称作“文明恶棍”，不过伏尔泰并不是一个无神论者，他说“即使没有上帝，也要造出一个上帝来”。……他认为“人们本质上是平等的”，要求人人享有“自然权利”。他主张在法律面前人人平等，但又认为财产权利的不平等是不可避免的，主张开明君主制。尽管在他所处的时代审查制度十分严厉，伏尔泰仍然公开支持社会改革。雨果曾评价说：“伏尔泰的名字所代表的不是一个人，而是整整一个时代。”

——摘编自雅瑟《伏尔泰：法兰西思想之王》

材料一   《海国图志》超越了当时多数中国人视野所能触及的地域，系统地介绍了西方各国的地理、历史、政治状况和许多先进的科学技术，如火轮船、地雷等新式武器的制造和使用。书中所记各国气候、物产、交通贸易、民情风俗、文化教育、中外关系、宗教、历法、科学技术等，是近代国人谈世界史时不可绕过的里程碑式的“开山之作”。《海国图志》给闭塞已久的中国人以全新的近代世界概念，迫使人们思考西方何以强大而中国何以落后。在百卷本的《海国图志》中，魏源编撰的范围由地理和历史逐步扩展到工商业，并由风土人情扩展到经济、政治，由原来对西方坚船利炮等奇技的惊叹发展到对西方近代资产阶级民主政体的介绍。

——摘编自徐其成《〈海国图志〉对于促进国人开眼看世界的功用》

材料二   1908年，清政府拉开预备立宪序幕，梁启超对此表现出了极大的热情和期望，并撰写《责任内阁释义》介绍英国的责任内阁制度以供清廷借鉴。但是“皇族内阁”的产生，让其黄粱梦碎。武昌起义爆发后，他顺应时势发表《新中国建设问题》，提出了“虚君共和”，君主立宪被重新包装。革命派主张共和，对梁启超说法不置可否，而此时袁世凯态度又暧昧不明，梁启超算是孤军奋战。在形势逼迫下，他最终放弃了这一主张，拾起曾一度否定的民主共和制，完成了最后一次戏剧性的思想转变。至此，梁启超政治立场的纠结基本走到了终点。

——摘编自李泽鹏《梁启超思想巨变——戊戌变法后政治立场的诸多徘徊》

材料一   拜占庭帝国兴起之初即形成了较为强大的中央集权，以皇帝为中心的庞大官僚机构层层控制着包括教士在内的社会各个阶层，教、俗两大主流文化在拜占庭帝国不是作为对立物存在的，而是互相补充，相得益彰。拜占庭文化在其发展的整个过程中，表现出强烈的尚古倾向，兴建的“新罗马”城无论从整体规划、具体建筑样式，还是内外装修、建筑材料都模仿古典希腊罗马建筑。同时，拜占庭文化还兼收西亚、远东民族文化营养融合在自身之中，以满足新的需求和弥补自身的不足。在4世纪到15世纪的千余年期间，拜占庭文化一直是该地区发展水平较高的文化之一。

——摘编自陈志强《拜占庭文化的特征》

材料二   纵观拜占庭历史，其文化科学受到历史的传统对人们思想的束缚，使人们更乐于因循传统而不思进取；国家和教会对人们思想和文化活动的干预性太强，皇室成员虽积极参与拜占庭文学和史学创作活动，但这种参与却一向以“罗马地中海世界一统”的正统思想为基础，着力于恢复“往日的”辉煌和中央帝国的强大，并不十分鼓励人们的创造性。因此，真正使古代典籍重获新时代的生命力的，还是那些属于文艺复兴新时代的意大利人而不是古代希腊人，也不是那些已经习惯于僵化教条思维模式的拜占庭人。

——摘编自徐家玲《拜占庭与西方世界的文化联系》

材料   贺龙任国家体委主任14年，新中国体育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快速发展起来。在各运动队组建后，贺龙借鉴军队管理方法，要求思想、技术、作风三过硬，努力把其培养成国际一流队伍。他激励大家：“你们是新中国第一代运动员，要为革命搞体育；为党和祖国荣誉打球。”为此，他参照解放军把党支部建在连上的经验，在运动队建立党团支部，充分发挥党团员先锋模范作用。在训练上，贺龙要求运动员勤学苦练，主张训练要大幅度超出比赛难度，提出从难、从严、从实战出发、大运动量训练的“三从一大”原则和不怕苦、不怕难、不怕伤的“三不怕”口号。他去运动员宿舍，总要看其枕边放什么书，要求把运动员培养成有修养、有知识的全面发展人才。运动员的运动生命是短暂的，运动员退役以后，特别是伤病运动员，在他关怀下都得到妥善安置。

——摘编自《新中国的体育之父一贺龙》

材料一   韩非主张建立中央集权的统一国家，要做到“事在四方，要在中央。圣人执要，四方来效”。他认为君臣之间“利害有反”，必然要争权夺利，“上下一日百战”，因而君主必须对臣下用“术”来“探其怀，夺之威”。韩非主张从基层逐步提拔有实际经验而又经过考验的人，强调“宰相必起于州部，猛将必发于卒伍”，认为只有这样才能使得官职越大，政事治理得越好，这就是“王之道也”。韩非主张：“明其法禁，必其赏罚；尽其地力，以多其积；致其民死，以坚其城守……此必不亡之术也。”还主张：“能趋力于地者富，能趋力于敌者强，强不塞（闭塞）者王。”

——摘编自杨宽《战国史》

材料二   春秋战国之际，官学垄断的局面被打破，私学兴起，聚徒讲学成为一时风尚，著名学者无不聚徒讲学，知识分子也把从师作为进入仕途的门径。各国有权势的大臣都私家养士，培植学派。齐的孟尝君田文、赵的平原君赵胜、魏的信陵君魏无忌、楚的春申君黄歇、秦的文信侯吕不韦，门下食客动辄几千人。这些食客中，有各学派的士，为主人出谋划策，奔走游说，著书立说。于是，各学派之间互相诘难辩论，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