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希腊的神话故事中，神并不走严肃呆板的崇拜符号，他们和普通人一样，也会结婚生子，也有七情六欲。他们也会高兴，会悲伤，会自私，会嫉妒，他们也有凡人一样的喜怒哀乐，简而言之，他们是被希腊人神化后的凡人。所以美神阿芙罗蒂德虽残缺了双臂(即著名的《断臂维纳斯》)，仍然以神的姿态感染和震撼了无数的人。神性与人性赋予了石块以蒸腾不止的生气。她使人们了解到两千多年前希腊人的审美理想:外在美和精神美的统一，神性与人性的融合。
——摘编自齐宇飞《从古希腊雕塑艺术看希腊的人文精神》
材料二 十八世纪，西方爆发了规模宏大的启蒙运动。它是文艺复兴反封建反教会斗争的继续和发展，但它比文艺复兴运动带有更加猛烈的政治革命的性质。文艺复兴提倡“人性”，旨在摆脱天主教神学的束博，强调追求现世的幸福；启蒙运动则前进一步，它高举“理性”的旗帜，旨在反对专制主义、教权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政治平等和经济自由。他们不承认任何外界的权威，不管这些权威是什么。他们要求建立“理性的王国”，重新构建人类秩序。
——摘编自李晓燕《浅议西方文化对“理性”的探讨》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古希腊人文精神的特点及成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西方文艺复兴与启蒙运动的内涵有何不同，并结合材料一说明西方人文精神产生与发展的共同点。
材料一 从康有为的思想发展来看，1888年在他第一次向清帝上书以前，他主张古文经学。他著《何氏纠谬》，从古文经学的立场，批判了今文公羊学大师——何休。康有为对孔子的评价也不高，认为“孔子虽圣”，只是搜集遗文，退而讲学。不过，他和一般汉学家不同，他尊事周公，酷好《周礼》，其目的是想从古文经籍中寻找可资经世的东西，学周公“定新制以宜民”。1890年，受今文经学家廖平的影响，康有为开始从今文经学中寻找变法依据，并先后写了《新学伪经考》和《孔子改制考》等重要著作。
——摘编自姜林祥《中国儒学史：近代卷》
材料二 《新青年》反孔批儒，（新文化运动）乃20世纪最重要的思想史事件之一、也是中国数千年文化史上划时代的事件。陈独秀是新文化反孔教运动的领袖。他对孔教的判断，诸如孔教与现代生活不合、与共和“绝对两不相容”、与帝制“有不可离散之因缘”，“儒者三纲之说，为一切道德政治之大原”，由此而生之忠孝节“为以己属人之奴隶道德”等，长期以来，构成了新文化话语体系对孔教的论述要点，也形塑了至今为止大部分国人对儒教的基本观感和认知。
——摘编自彭春凌《〈新青年〉陈独秀与康有为孔教思想论争的历史重探》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康有为对经学和孔子态度的变化及其目的。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陈独秀对儒学的态度及其背景。
材料一 梁启超自幼读经，进入万木草堂后，他紧跟康有为推求孔子微言大义而 阐发的治国平天下的学问，认为孔子是托古改制、推行仁政的教主，六经是改订制度以教万世之书，是万世不易的公法，是孔教的真教旨。孔子以后的儒学逐渐变质走样， 孔子已失真。这种变质走样始于荀子，再变于刘歆，三变于宋儒，儒者不以教主对待 孔子……这些思想观点无疑有着振聋发聩的作用。从这种认识出发，梁启超认为当时的中国急需进行一场重新“发明孔子之真教旨”的“宗教革命”。
材料二 1902年春，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认为“孔子者，哲学家、经世家、教育家，而非宗教家也。”“孔子，人也，先圣也，先师也，非天也，非鬼也，非神也”。同年发表的《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更是对孔子进行了指名道姓的批判，称孔子是“思想自由、言论自由之蟊贼”,“儒教之所最缺点者，在专为君说法，而不为民说法。”“其立言之偏，流弊之长，则虽加刀于我颈，我固不得为古人讳也。”认为中国学术思想落后，实从儒学定于一尊开始。
——以上均摘编自胡洋、程舒伟《试论梁启超的孔子和儒学观》
(1)据材料一，概括戊戌变法前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基本观点，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其在当时产生的影响。(2)据材料二，指出20世纪初的梁启超对孔子和儒学的新看法，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梁氏认识变化的原因。
材料 刘邦的儿子和孙子继承了他作为最高统治者的俭朴和仁慈作风。汉武帝（公元前156—前87年）时，他开始加强政府管制力度，对贸易和商人实行强制性政府管理，确立新税制，对盐、铁及粮食供应推行新的国家管制办法。最后这项措施后来叫做“和籴法”，即由政府在丰收年或在粮食富裕地区以低限价收购粮食，以避免歉收年出现饥荒。
整顿好帝国内部秩序，增加了政府岁入并提高了国力后，汉武帝于公元前111年开始实行野心勃勃的新征服计划。矛头首先指向位于东南部的福建和广东地区。那个时代北方的主要游牧民族是匈奴，汉朝将领曾抱怨说，匈奴“骑快马飞驰，他们胸中跳动着野兽的心”。但汉武帝还是在一系列战役中打败了他们，至少在一段时期内将他们赶出内蒙古、甘肃和新疆的大部分地区，然后在那些地区及沿丝绸之路安置中国驻军。
——摘编自【美】罗兹·墨菲著《亚洲史》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汉武帝时期国家主流意识发生的变化及加强经济“管制”的措施。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汉武帝“新征服”行动产生的影响。
材料 西方人物形象比起西方器物更能直观、多维度地反映一定时期中国人看待西方的态度和价值取向。下表内容为20世纪初期部分作品中所反映的西方人物形象。
| 书名 | 作者 | 对西方人物的态度 |
| 《新中国未来记》 | 梁启超 | 视西方硕学鸿儒为中国人学习的典范重点，通过对西方名人的崇尚和敬仰之情，寄托了作者本人的政治理想 |
| 《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 | 吴趼人 | 对于西方人物基本上还原本来面目居多 |
| 《孽海花》 | 曾朴 | 对于西方人物形象的描写呈现英雄的倾向 |
| 《黄绣球》 | 颐琐 | 采用仰视的角度书写小说中的西方人物形象，以西方女杰为视点 |
——摘编自邹小娟《1900年代中国小说中的西方形象》
注：材料出处中的“1900年代”应写为“20世纪初”，为尊重原文，此处不做改动。
阐述从上述材料中发现的历史现象，并得出一个结论。（要求：现象源自材料，结论明确，史论结合，表述清晰）。材料一 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的工业化浪潮中，人们倾向于对达尔文的学说断章取义，其中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强调人类社会中的各种竞争关系。如英国《经济学人》杂志主编沃尔特·白芝浩在其《物理与政治：自然选择与遗传原理应用于政治社会之思考》中大谈“斗争”在人类史中的作用，以社会冲突作为文明进步的基础。机械社会达尔文主义反对外部力量（如政府）对社会的干预.尤其排斥对弱者即“不适者”的同情和慈善行为。约翰·D.洛克菲勒则宣称：最美的玫瑰只有除掉那些小花蕾才能够生长出来。哈佛大学政治学教授威廉·萨姆纳更为直白地写道：“栖息在贫民窟的酒鬼适得其所，大自然把他作为前进道路上的障碍搬掉，正如大自然定下了消亡的过程，把任何失败者都扫除一样。”
——摘编自侯波《达尔文进化论与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社会中的不良思潮》
材料二 严复在《天演论》一书中指出只有“物竞”“天择”的术语，并没有“优胜劣败”“适者生存”的说法.其中提出了通过天演之学可以认识西方各国的进步。1900年.梁启超在《十种德性相反相成义》一文中说：“破坏本非德也，而无如往古来今来之世界，其蒙垢积污之时常多，非时时摧陷廓清之，则不足以进步……故破坏之药，遂成为今日第一要件，遂成为今日第一美德。”孙中山不仅强调革命在中国社会发展中的意义，而且认为在中国未来发展的问题上，也要“取法西人的文明而用之，亦不难转弱为强，易旧为新”，以使中国“凌驾全球”，把我们中国造起一个二十世纪头等的共和国来。在《建国方略》中，他还说：“万众一心，急起直追，以我五千年文明优秀之民族，应世界之潮流，而建设一政治最修明、人民最安乐之国家，为民所有、为民所治、为民所享者也。则其成功，必较革命之破坏事业为尤速、尤易也。”
——摘编自陈绍西《进化论与20世纪初中国社会主义思想的激进倾向》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9世纪末20世纪初中西方流行的社会进化论思想的异同，并分析中西社会进化论思想各自流行的原因。(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进化论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儒家思想中爱国主义的特点。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旌表”一词源于《尚书·毕命》的“旌别淑恳，表厥宅里”，意为识别善和恶，标志善人所居之里。旌表制度滥觞于先秦，到明代发展为较为完善的旌表制度体系。明初天下州县各邑里普建申明、旌善二亭，民有善恶，里老书之亭侧，教之于民，以示劝惩。洪武元年颁布诏令：“凡孝子顺孙、义夫节妇、志行卓异者，有司正官举名，监察御史、按察司体覈，转达上司，旌表门问。”明代政府详细规定了旌表规范，如对妇女守节年龄的规定：“民间寡妇，三十以前，夫亡守制，五十以后，不改节者，旌表门问，免除本家差役。”洪武初年，政府为表彰新乐县刘孝妇对婆婆的悉心照顾，遣中使“赐衣一袭、钞二十锭”。根据相关历史资料统计，明代由中央政府下诏旌表的节烈女性就达三万五千余人，占历代旌表节烈女性人数的百分之七十。
——摘编自张晓辉《明代旌表制度初探》
材料二 新中国建立后各时期劳模评选概况
| 1949—1956 | 1950年“全国工农兵劳动模范代表会议”是建国以来的首届劳模大会，评选出了新中国第一代劳模，主要侧重于表彰革命战争中已逝的英雄和烈士以及在新中国建设过程中积极生产的先进工作者。 |
| 1956—1966 | “技术革命”作为重点被提出，劳模评选开始从强调体力劳动转为强调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这一时期的劳模人物中工人阶级占大多数，农民所占比例相对减少。 |
| 1966—1976 | 强调“塑造好无产阶级英雄典型”，劳模人物的评选主要在于“忠诚”，突出政治品质。 |
| 1978—1992 | 1979年党中央提出关于“模范”和“先进”的理论判断，强调先进生产力的优秀代表；1982年我国将奖励劳模写入宪法；1989年后，国务院规定每五年表彰一次全国劳动模范和先进工作者，劳模奖励办法重新恢复为精神奖励和物质奖励相结合。 |
| 1992—2002 | 20世纪90年代以来，涌现出大批为了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做出贡献的劳模。在认定促进企业发展的劳模时，更注重“深化改革、改善经营管理”。全国劳模中既有体力劳动者又有脑力劳动者，也包括文化、体育界的突出贡献者。 |
| 2002—2012 | 从2005年全国劳模评选开始，第一次将进城务工人员及民营企业家列入评选范围，将劳模人选在全国范围内进行公示，注重增强评选结果的公信力，鼓励群众积极参与劳模评选。 |
——根据郭莹《建国以来中共劳模评选的历史演变》整理
(1)根据材料一概括明代旌表制度体系的特点，并对该制度进行简要评价。(2)根据材料二提供的信息并结合所学知识，任选两个阶段的劳模评选进行解读说明。
材料一 战国时期，学术领域“百家争鸣”的出现绝非偶然，夏商西周时期为之奠定了两个并重且不可分离的历史基础：人才和思想资源……西周末年礼崩乐坏，士作为低级贵族从政治结构中游离出来。在生存压力之下，士面临着再就业的选择。士再就业的事实，决定他们必须在自己原有知识基础之上，根据现实的需要，提出不同的思想观念和解决方案，并在私学兴起的背景之下不断强化自身独特的思想立场，这些举措推动形成了百家争鸣的局面，促进了轴心时期中国思想的突破。
——摘编自何善蒙《“士”的再就业与百家争鸣》等
材料二 就当时而言，百家争鸣在经济上促进了农业生产的繁荣，而封建经济的发展又反过来促进了文化的进一步繁荣，并进一步推动了中国社会由奴隶制向封建制的过渡。在文化上，百家争鸣使教育从原来局限于统治阶级内部进行的“学在官府”发展成为人人都能够通过不同渠道获取知识的“学在民间”。知识分子对世界观和社会现象进行思考，使文化传播和文明进步都跨入了一个新的阶段。
——摘编自谭苏《论春秋战国时期的百家争鸣》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百家争鸣出现的历史条件，并分析材料一中“士”的再就业的历史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战国时期百家争鸣的历史意义。
材料一 孟子认为先王因为有善心，所以才实行仁政，仁政之所以是正确的、合理的，是因为它植根于人的本性中，是合乎人性的。他总结历史经验，发现桀纣之失民，实际上是失去了民心。反之，汤、武无敌于天下，就在于“四海之内皆举首而望之”，顺从了天下民心。因此认为君主之行事，必须以民意为依归，认为民意即天意，若君主不能以人民意志为意志，人民可以把君主当作仇敌，起来推翻他。孟子希望国君能“贵德而尊士”，让“贤者在位，能者在职”。做到了这一点，就能广泛地招揽人才，达到“王天下”的目的。孟子还主张发展经济、轻徭薄赋，使人民安居乐业，同时对人民施行教化，以达到王道。
——摘编自李秋华《孟子仁政思想初探》
材料二 柏拉图在《理想国》等著作中阐述了许多关于统治者政德的内容。他对治国者的政治信念、道德品质和文化素养等提出了较高的要求。他认为：统治者的统治就是在理智和统治技艺的指引下，始终大公无私地、公正地对待他们的臣民，并“运用他们的技艺作为一种比成文法更加强大的力量去谋取幸福”。他以具有智慧和知识作为君主的首要条件，独创性地提出了由“哲学王”担任统治者的观点，其“理想国”中的完美君主——“哲学王”能将智慧与权力统一起来、知识与理性有机结合起来。柏拉图提出真正的哲学家要有“正义”“节制”等品质。他认为正义是一个人的理想所在，是人们的一个目标，是人性中理性指导意志、情感节制欲望的一种理想状态，统治者如果能按照最高理性管理好国家，便是推行社会的“正义”；他也认为节制像勇敢一样，是一种具体的善，是一种美德，“节制型的执政官是极为谨慎、公正、循规蹈矩的，能在私人事务方面发挥良好的作用”。
——摘编自邢同卫朱艳红《孔子与柏拉图的政德思想探析》
(1)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孟子和柏拉图政治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述孟子和柏拉图政治思想出现差异的原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