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在探讨中国向何处去这个大问题上，马克思主义开始显示出威力。在十月革命的强烈影响下，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从1918年起进入了一个崭新的阶段，并于“五四”之后以异常迅猛之势形成高潮。研究马克思学说的团体相继在各大城市组成，一个个传播马克思主义的中心活跃于各地论坛。舆论界表现出来的热情，正是反映出马克思主义适应灾难深重的中国社会改革之急需。马克思主义在先进的中国人的心目中，已经不再仅仅是被当作西方社会主义的一种新奇流派来看待，而是被作为能够使国家民族解危救难的理论和方法受到热切欢迎。
——选编自《胡绳论“从五四运动到人民共和国成立”》
材料二 八七会议后，怎样夺取武装斗争的胜利，革命应该走什么道路，便成为据在党面前的根本性的问题。中国共产党人不可能像俄国十月革命那样，通过首先占领中心城市来取得革命在全国的胜利，而必须首先在农村建立革命根据地，积蓄革命力量，在条件成熟时夺取城市，最后存取夺取全国革命胜利。这一条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是在党领导人民的集体奋斗中开辟出来的。农村包围城市、武装夺取政权的思想，是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创造性的运用和发展。
——摘编自《中国共产党简史》等
材料三 中国共产党诞生后，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经过长期奋斗，完成新民主主义革命和社会主义革命，建立起中华人民共和国和社会主义基本制度，进行了社会主义建设的艰辛探索，实现了中华民族从东亚病夫到站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社会主义才能救中国！改革开放以来，中国共产党人把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同中国改革开放的具体实际结合起来，团结带领人民进行建设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新的伟大实践，使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实现了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这一伟大飞跃以铁一般的事实证明，只有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方能发展中国！
——引自习近平《在纪念马克思诞辰二百周年大会上的讲话》
（1）解读材料一，指出材料中马克思主义传播在“五四”之后形成“高潮”的表现，分析归纳当时先进的中国人对马克思主义的认识、
（2）根据材料二，结合所学，写出中国共产党创建的第一个农村革命根据地，简述它对各地起义武装所起的作用。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角度，概括“适合中国实际的正确革命道路”开辟的意义。
（3）马克思指出：“理论在一个国家实现的程度：总是取决于理论满足这个国家的需要的程度。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请选择阐述：①在社会主义制度建立的过程中，以毛泽东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经济领域进行的理论探索。②1978年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伟大开端，概述以邓小平为主要代表的中国共产党人在1978年开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论探索。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维多利诺、伊拉斯谟、蒙田等成为儿童教育的主要提倡者，他们认为在培养儿童的过程中要注重人的个性发展，强调发展人的智慧，并提出了发展儿童的积极性与主动性的要求。维多利诺创办了“快乐之家”，他认为要培养“和谐发展”的人，一定要重视环境的陶冶作用：学生只有在优美的环境和愉悦的气氛中学习，身心才能和谐发展。伊拉斯谟反对宗教的“原罪说”，认为儿童不是生而为一个完整的人，必须经过教养才能成为真正意义上的人，是理性使其成为人。蒙田要求在对儿童施行教育时，首先应该重视体育，此外，他还强调儿童要在父母的关爱下愉快、自由的成长。
材料二 卢梭在《爱弥儿》中集中阐述了自己的儿童教育思想：教育要顺应儿童的自然本性；尊重儿童的天性，启发诱导儿童的发展；学习实用知识；培养儿童的兴趣；重视劳动，强调手脑并用；锻炼身体，训练感官。卢梭的幼儿教育思想是新旧教育理念的分水岭，在前人研究的基础上，把教育推到了一个新的层次，充分提高了儿童在教育中的地位，其儿童本位论的提出，使人们开始重视儿童的教育。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潘祺蓉、陶志琼《西方和谐儿童教育观的历史嬗变及其现代启示》
(1)根据材料一，归纳文艺复兴时期主要教育家儿童教育思想的异同。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卢梭儿童教育思想的意义。
史料一 “文艺复兴”的影响侧重于知识分子，而“宗教改革”……享受到了“文艺复兴”所开拓出来的人文主义的影响……把欧洲人民的觉悟，提高了一步。
——陈乐民《欧洲文明十五讲》
史料二 上帝的道不是用什么行为，而是单用信才能领受爱慕的。因此，既然灵魂为它的生命与义所需要的只是信，那么，灵魂称义显然单是因信，而不是因任何行为。
——马丁·路德《论基督徒的自由》
史料三 马丁·路德认为恩典是要通过人的信仰来加以实现。路德的新的恩典说在基督徒与上帝之间建立了直接联系，否定了人们对教廷、教皇、仪式和神职人员的崇拜。马丁·路德号召基督徒要尽量服从世俗政府的命令，以此作为基督徒是否过上正当生活的条件。
——摘编自朱孝远《德国宗教改革与马丁·路德的贡献》
(1)结合史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宗教改革中人文主义的诉求，并从人文主义传播的角度，分析宗教改革与文艺复兴的关系。
(2)史料二体现了马丁·路德“因信称义”的主张，有人认为马丁·路德的主张树立了上帝的权威，因此马丁·路德的学说与人文主义没有联系。对此你如何理解？
(3)根据史料三，概括马丁·路德的思想主张。结合所学知识，简述欧洲宗教改革运动的意义。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特点。(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日技术引进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 宋代医者多治儒学，即便不属儒家，亦受儒学影响，《宋会要辑稿·崇儒》中即有儒医的记载。
钱乙（约1032~1113），山东郓城人，北宋儒医的杰出代表。他三岁丧母，因父亲常年在外行医，寄居于姑母家，跟随姑父吕氏习医。他赡养父亲和姑父，直至终老，并以孝子礼安葬吕氏。他早年在民间行医，以擅长儿科闻名；后出仕朝廷，官至太医丞。古代的小儿科历来被称为“哑科”，最为难治。他在数十年的行医实践中，积累经验，精心总结小儿病诊治的规律，撰写了儿科专著《小儿药证直诀》。该书作为世界上现存最早的系统的儿科专著，较为全面地概括了小儿的生理、病理特点，创立了我国最早的儿科病历，记载了小儿常见疾病诊治方法及120多首方剂。因贡献卓著，他被誉为“幼科鼻祖”。
——据《宋史·钱乙传》等
(1)根据材料，概括钱乙的医学成就。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对钱乙的影响。
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1)根据材料，分别概括19世纪和20世纪西方音乐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分析19世纪以来影响西方音乐发展的重要因素。
材料一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笞、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海外子女的书信往来频繁。他常问孩子“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不知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他还告诫孩子“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毕竟“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并提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摘编自陈岚《＜梁启超家书＞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概括我国古代家训的特点。
(2)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指出梁启超家庭教育的新思想并分析其形成的原因。
材料一 我国历史上专门负责管理和观测天象的机构叫观象台，一般设置在都城。早在殷商时代，就已经有了大量关于天气和气候现象的记述。战国时期，有了“八风”的记载和对云的分类，军事家们主张战斗中重视和利用风向作战，在兵法书籍中记载着许多利用气象条件打仗的事例。随着农业的进一步发展和对气候变化的了解，产生和完善了二十四节气。各个朝代都关心雨雪记录，明代永乐年间还专门规定各州县把降雨记录情况向朝廷奏报，并由皇帝亲自批阅。我国古代气象科学中，对暴雨等灾害的预报，以及物候、人工影响天气等方面都有许多论述和记载，在生物气象学、军事气象学、医疗气象学等方面都有所涉及。
——据李继伟《论中国古代气象科技成就》
材料二 近代中国气象已经基本实现近代化，但总体水平仍然比较落后。1949年12月，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气象局宣告成立，著名气象学家涂长望担任局长，从海内外积极罗致人才，培训干部。1956年，全国已建成气象台站1377个，基本满足了当时气象分析和预报工作的需要。改革开放以来，气象卫星、天气雷达网、高性能计算机等在业务上的应用，显著提升了我国气象现代化水平。1995年，成立国家气候中心，这使我国成为世界气象组织成员中建立国家级气候中心最早的国家之一。随着我国经济社会的快速发展和综合国力的不断提升，中国气象事业取得了举世瞩目的成就。
——据张海东等《新中国气象建设的伟大成就与成功经验》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气象科学的特点并简析其影响。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新中国气象事业快速发展的原因并谈谈你的认识。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