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唐宋时期三教合祀庙宇的特点，并分析其出现的历史背景。(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宗教改革在瑞士取得巨大成功的原因，并说明其影响。
(3)综合上述材料，谈谈你对宗教文化与时代发展关系的认识。
材料一 到了宋代，由于知识传播的成本大幅下降，士绅的规模日渐扩大。士绅阶层是平民社会当中连接国家与个人的中介，将一君万民的社会结构联系为一个有机的整体。（北宋）张载庄严宣告：“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开太平”；文天祥、东林党人在异族强权或腐朽政治势力面前，正气浩然，风骨铮铮，无不浸润了理学的精神价值与道德理想。三鲷八条目则进一步内化于一般士绅的心性当中，日常的洒扫应对亦可体会天地之理，修身齐家亦有治国平天下之功，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中国文化概要》
材料二 清初思想家在许多问题上继续发扬光大了晩明的进步思想，比如王夫之强调天理与人情的协调统一；唐甄鳇续批判男尊女卑，主张男女平等；陈子龙编《明经世文编》意在提醒士人对国计民生的注意，顾炎武的《天下郡国利病书》等都是这种精神指导下的成果。这殷实学思湖直接引发了清代中叶的朴学学术，并且间接开启了近代中国学术的科学精神。
——摘编自曾文柱、赵世瑜《中国社会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在宋代“理学的精神也因此自觉深入到民间基层”的原因，并说明理学的社会价值。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清初的“实学思潮”出现的背景。综合以上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儒家思想能长期居于中国传统文化主流地位的原因。
材料一 魏晋时期，门阀大滋颇重家风、家训，强调“雅有家风，政事规为”。唐代士人阶层编撰家训的风气日业，如王方庆《王氏训诫》,柳琨《诚子孙》,唐太宗作《帝范》也可视为帝王之家的家训。家训内容多以“忠孝”教育为主，开启中国古代“诗书传家”的文化传统。宋朝家训除诗歌、铊、短文外，还出现了大量专著，首重忠君报国，次则重修身守礼。贵族文人家庭也重视女子教育，(女孝经》(女论语》应运而生。明清时期，中国传统家训文化空前繁荣，甚至商贾之家都有家训。明太祖颁布“孝顺父母，恭敬长上，和睦乡里，教训子孙，各安生理，毋作非为”的《教民六谕》,成为明朝家训的指导原则。清朝统治者对明太祖的“六谕”稍作修改，要求乡约每月宣讲。明清家训重视贞烈观，以致“饿死事小，失节事大”妇孺皆知。
——摘编自徐少锦《中国家训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家训的特点。分析中国传统家训产生的影响。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家训已经不是以传统的专著作为支撑门户的柱子了，而是以家书为主要形式。《曾国藩家书》的节选：凡人多望子孙为大官，余不愿为大官，但愿为读书明理之君子。……凡仕宣之家，由俭入奢易，由奢返俭难。尔年尚幼，切不可贪爱奢华，不可惯习懒惰。无论大家小家、士农工商，勤苦俭约，未有不兴；骄奢倦怠，未有不败!左宗棠在给长子孝威的信中说：“试看近时人才，有一从八股出身者否?八股愈做得入格，人才愈见庸下。”李鸿章在《示儿文》一信中说：“(国人)受人波辱之原因，莫外乎不谙世事，默守陈法，藏身于文字之间，而卑视工商。岂知世界文明，商业较重于文字，窥各国之强盛，无独不然。”
——摘编自朱明勋《中国传统家训研究)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家训的主要变化，并简析其背景。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1)根据材料一，概括雕版印刷技术在唐代兴起的原因。(2)根据材料二，指出雕版印刷技术的使用对中国文化发展的影响。
材料一 近代以来，以梁启超、谭嗣同等为代表的先进知识分子对传统的“尚俭去奢”观念进行了猛烈批判，积极构建“崇奢黜俭”消费观。梁启超认为“尚俭”是“上古不得已之陋俗”、谭嗣同指出：奢伦本非天生地就，而是统治者用来维护等级特权的伦理教条。严复在翻译《原富》时对亚当·斯密的“财无滞者，尽家之财皆有息利，尽已之有皆以养工……一国之获利亦阅（大）矣”表示了认同。他认为，“尚俭”容易造成人们只重“节流”、不重“开源”的思维定势，“崇奢”才能促使财富流动，或是通过交换进入市场，或是转化为生产资本，从而避免财产壅积和因财富不均引起的混乱。他主张将资金投放于新式企业的创办，实现财富增殖，最终促进经济发展和社会进步。
——摘编自黄娟《“崇奢黜俭”思想与近代消费观的重构》
材料二 随着17世纪末英国消费社会的形成，过去被视为“奢侈”的商品和服务越来越多地进入中等阶层的消费清单，甚至社会下层也通过各种渠道渗入到奢侈消费中来，奢侈消费日益成为全社会关注的现象，成为“没完没了争论的话题”、在大讨论过程中，“有益的奢侈”理论取代了“贫穷效用”理论，逐步承认在所有社会等级中生活舒适和便利同生活必需品一样有益，能够对工业形成强有力的促进。曼德维尔更是将这场大讨论推向了高峰，他将奢侈宽泛地定义为“一切并不直接满足人的生存需要的东西”，直截了当地挑战奢侈品和必需品的界限，公开反驳所有对奢侈的指控，认为奢侈是一项公共福利，奢侈品能够满足人们追求快乐的心理需要，人们沉溺于奢侈品能够推动商业的扩展和穷人就业。
这场大讨论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对奢侈品的认识，大家不再从道德角度来看奢侈消费的问题，而是从商业经济角度出发，开始关注中等阶层甚至劳工的消费动机和消费实践、也使进口商和制造商意识到，奢侈消费为产品革新和时尚与设计的变化提供了大量的商业机会。
——摘编自李新宽《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近代中国“崇奢黜俭”消费观形成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18世纪英国奢侈消费大讨论产生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别简析中英两国消费观转变对社会转型的作用。
材料一 伏尔泰十分赞赏中国通过科举和所谓根据个人品德才干遴选官员的制度。他在《风俗论》和《路易十四时代》都有所谓举贤授能的论评,他认为中国皇帝是能洞察下情、任人唯贤的,因此不乏溢美之辞,称颂中国皇帝是:“以善良仁慈、行高德远而驰名遐迩的君主。”总之，“有一个开明的君主,佐以通过考试或由于德行而选拔出来的官吏,奉行完善的法律,并以纯洁的道德来团结人民”,这是伏尔泰从东方世界所看到的中国,确切地说是他从神秘而遥远的东方所“构想”出来的中国,是他心目中的理想国。
——摘编自钱林森《伏尔泰与中国文化》
材料二 1901年8月,清廷颁布上谕,承认科举“流弊日深,急宜讲求实学,挽回积习”,明确科举考试，引导士子、官吏重视政治与实事,以求真务实。1903年3月,袁世凯、张之洞《奏请递减科举折》称:“科举一日不废,即学校一日不能大兴;士子永远无实在之学问,国家永远无救时之人才;中国永远不能进于富强,即永远不能争衡于各国。”1905年8月,由于日本在日俄战争中的胜利已成定局,引起中国舆论的.极大关注,立即废除科举制的呼声大涨。由袁世凯领衔会同张之洞等地方督抚奏请立停科举,推广学堂,得到清廷的批准。在中国历史上延续一千三百多年的科举制宣告结束。
——摘编自张海鹏主编《中国近代通史》等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伏尔泰对中国科举制的态度并分析其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清廷废除科举制度的背景。
(3)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看待科举制度的正确态度。
材料一 哲学家大胆的将逻辑运用于人情世故。这些哲学家被称为“诡辩派”，以教育年轻人参与公共生活为己任。在像雅典这样的民主城邦里，他们教授学生公共演讲辩论之术。诡辩派人士认为，真理无关紧要，因为词语就是说服别人的工具而已。政治家口中的真理、正义和其他道德标准不过就是为了达到一己目的，取悦老百姓的工具。
——摘编自【美】威廉·H·麦克尼尔《文明启示录》
材料二 巴尔扎克，我认为他是比过去、现在和未来的一切左拉都要伟大得多的现实主义大师，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他用编年史的方式几乎逐年地把上升的资产阶级在1816—1848年这一时期对中贵族社会日甚一日的冲击描写出来，这一贵族社会是在1815年以后又重整旗鼓的，并尽力重新恢复旧日法国生活方式的标准。
——恩格斯《致玛·哈克奈斯》
材料三 人们常说“艺术大众化”，但再也没有像“摇滚乐”那么真正大众化的艺术了。摇与滚的音乐20世纪50年代初诞生于美国，迅速传遍欧美，渐渐风靡全球，博得全世界年轻人的欢心……50年代，电子计算机问世，有力地推动了电子音乐的发展。作曲家和演奏家开始借助电子音响设备创作与演奏音乐……在西方流行过的各种音乐仍然存在，还不断出现种种新型的音乐。
——庄锡昌主编《西方文化史》
(1)根据材料一，写出“诡辩派”的代表人物。结合所学，概述其兴起的历史背景。
(2)结合所学，指出材料二中使贵族社会“重整旗鼓”的历史事件。19世纪中期，欧洲的资本主义社会矛盾日益尖锐，请从经济角度分析其原因。
(3)阅读材料三，结合所学，概括二战后音乐发展的特点。综合材料一二三，概括文化发展的规律。
材料一 在契约生活这一领域，官方主流文化习惯以“义利”关系来衡量人们实际契约生活中的具体交易行为。这种“重义轻利”观念的宣扬使得古代中国契约生活的道德性更为突出，在官方主流文化看来，契约的互惠性应该让位于契约的互助性，他们视契约为老百姓之间相互救助的重要手段。在儒家传统文化和道德的双重“绑架”下，中国古代的契约制度缺少天然的商业属性，其被赋予了更多“救助”的责任。这就使得，如果“义字当头”，“利”就可以让位，甚至可以被忽略。而这种“义”需要到怎样的程度呢？似乎只要有道理就可以了。而助人为乐、与人为善这些传统美德则顺理成章地成为最理想的“借口”，于是白纸黑字契约在“良心”和“道德”面前变得一文不值，你若较真，别人还会倒打一耙。
——摘编自万珊珊《从中西方契约文化看当今社会契约精神缺失》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封建经济关系的崩溃、罗马教廷的衰落以及新教的出现、宗教信仰的多样化取代信仰的一致性、身份地位被建立在法律基础上的平等交往所取代，这一切变化导致非常重要的结果：一是个人主义的崛起，对个人的生命、安全、财产、自由等诸项权益的保护成为人类历史发展的重要趋势和必然要求；二是民族国家的兴起，以前那种概念模糊的“神授”王权、“天赋”帝国被具体的、强大的国家统治权力所代替。近代最早完整地提出社会契约理论的是荷兰思想家格劳休斯，往后的斯宾诺莎以及英国的霍布斯、洛克，法国的孟德斯鸠、卢梭等，这些人推开上帝、离经叛道，明确反对君权神授，用理性主义代替神秘主义和愚民政策。他们都相继提出了各有独立见解的社会契约理论。在这些思想家那里，有的利用社会契约理论来为君主专制制度辩护，但更多的则是站在人民的立场上，借用自然法和社会契约理论来论证主权在民、主权利民以及自由、平等的政治主张，来论证进步的民主思想。
——摘编自罗国亮《试析近代西方社会契约理论的由来及其特征》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归纳中国古代契约关系的特点并分析其形成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西方近代社会契约理论形成的背景及对西方社会产生的影响。
材料一 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是在人口、农业、教育等方面发生变革的背景之下兴起的。据统计，16世纪有13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而到1601年至1650年已有18位农业作家写作农书。这些作家既写作了包括种植业、畜牧业方至林业、渔业等在内的综合性农书，又写作了仅仅涉及农业生产某个方面的专业性农书。农书写作形式多样，内容丰富，通俗易懂。乡绅是农书的主要读者，对农书有较大的需求。农书再版的总次数不断增多。这些农书在一些地方充当了传播优良农业技术的媒介，推动了近代早期英国农业技术的进一步发展。
——摘编自邓绍兵《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兴起》
材料二 明清农书的编纂呈现出前所未有的繁荣景象。明清政局稳定和经济发展产生的“食众田家”问题，在刺激农业生产发展的同时又促进了很多生产经验的积累和普及。一些有识之士认识到空谈心性无助于政权稳定，遂把农业生产活动当作“修齐治平”的根本。农业生产实践引发了他们编纂农书以传扬“经验农学”的愿望刻书技术的发展为农书的大量刊刻创造了条件。明清农书的数量可观、内容广博，涵盖农业生产的各个领域，反映了我国古代农学的成就。
——摘编自林霞《明清农书的创作特点及其影响情况研究》
(1)结合材料一和所学知识，指出近代早期英国农书写作的特点及意义。
(2)结合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明清农书编纂呈现出繁荣景象的原因。
(3)结合材料和所学知识，简述中外农书创作的历史启示。
材料 宋代是中国古代蒙学教育兴盛发展的时代，蒙学思想和文化影响深远，涌现出张载、朱熹等一批具有理学学术背景的蒙学教育家，其在建构理学理论体系的同时也积极将理学教育思想通过编纂教材或讲学贯彻到蒙学教育中。同时，宋太祖结束五代十国分裂局面后，吸取唐中期以来节度使割据叛乱的历史教训，为振衰起弊，开始实行重文轻武的基本国策。在此政策基调下，宋代蒙学教育获得了快速发展，蒙学教育机构的种类和数量显著增加，不仅在宫廷和国子监设立“小学”，还规定“天下州县并置学……县亦置小学”。宋代蒙学兴盛另一个表现是种类众多但体系完备的童蒙教育教材体系开始形成，其在蒙学教材编纂中兼特教授初步道德行为训练和基本文化知识的教学目标，形成了涉及识字、伦理、历史、诗歌、名物和自然等知识的蒙学教材体系。
——摘编自《宋代理学对童蒙教育的影响》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兴盛的原因。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代蒙学教育发展的意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