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法国大革命赋予音乐家挣脱束缚、争取自由和表露个性的精神。以前，音乐家受雇于宫廷、教会、城市和剧院，按雇主要求为特定的目的和场合创作音乐。大革命后，他们跟随贝多芬走上“自由”音乐家的道路，其地位从奴仆一跃成为时代的先导。随着民族解放运动的发展，音乐家们广泛搜集民歌，大量运用民间音乐元素，创作出具有民族特色的音乐语汇。

——摘编自沈旋等《西方音乐史简编》

材料二   （20世纪）无线电广播和音乐录制技术的巨大发展，深刻地改变了人们欣赏音乐的习惯。音乐更迅速、更简便和更广泛地传播，提高了大众文化艺术的欣赏水平。人们可以随时听到名家大师们完美的演奏，对音乐更加熟悉。

——摘编自（法）P.朗多尔米《西方音乐史》

材料三   20世纪60年代最著名的大众文化英雄是甲壳虫（披头士）乐队，他们来自英国的港口城市利物浦，尽管他们采取了美国流行音乐的风格，比如爵士乐和早期摇滚，但是甲壳虫乐队在即兴发挥的表演和对权威的嘲弄中加入了一种真正属于工人阶级的感觉。他们的音乐还表达了一种渴望享受生命乐趣的情感，这是现代西方社会大众文化跨越国界的重要特征。英国的这支流行音乐组合在70年代继续引领时代潮流，对西欧带来了更为普遍的冲击。

——摘编自（美）迈克·亚达斯等《喧嚣时代：20世纪全球史》

材料一   先秦儒家始终以积极心态和入世情怀对待社会、对待生活。树立高尚的道德信仰，强调个体修养、社会教化、国家治理方面的重要价值。儒家爱国主义认为个人从来就是与一定的国家民族联系在一起的，没有国家民族的整体利益，就没有个人的私人利益。儒家的仁学爱国思想强调“博施于民，而能济众”，以血亲之爱为基础发展起对国家民族的爱，使血亲的骨肉之爱与对国家民族的爱合为一体。在忠与孝之间，主张牺牲对父母的孝而对国家尽忠，甚至主张大义灭亲。这种价值导向深入中华民族的内在心灵培育出一种国而忘家、精忠报国、以身殉国的浩然正气。

——摘编自史康健《略论儒家仁学的爱国主义精神》

材料二   梁启超在《爱国论》中写道：“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在避难日本期间，梁启超走向了以思想影响社会，构造国民思想，以服务于社会变革的文化改造活动。梁启超希望国家的建立，要既实行宪政，又能保持本民族的传统文化，是一个孕育民族文化内涵的现代国家。这样的国家的国民必须是“新民”--时时为国家与民族一体化而存在的“国民”“公民”，是以一种整体性而存在的国民。在实现民族复兴的实践中，梁启超的思想在当时产生了极大的影响。

——摘编自商植桐郭瑞军《论梁启超的个人自治思想与共和爱国主义、文化民族主义的当代价值》

材料一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笞、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海外子女的书信往来频繁。他常问孩子“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不知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他还告诫孩子“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毕竟“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并提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摘编自陈岚《＜梁启超家书＞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摘编自徐江雁《中国医学史》

材料一   给每一个人以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权利，一切已有的价值规范和秩序将被重新估价和重新建构。这确乎是西方社会转向现代建构起“现代性”道德价值观念体系的基本出发点。使人们有可能逐步意识、认同、接受乃至维护和坚持诸如自由与平等、人权与人道，个人与社会、自然法与国家民主（法制）政治……等全新的“现代性”政治和“现代性”道德的基本价值观念。启蒙的道德意义在于摆脱中世纪神学的信仰伦理传统，在于创造和建立一种新的适应现代社会政治、经济和文化生活秩序的道德价值观念和道德行为规范体系。

——摘编自万俊人《西方“现代性”道德价值观念体系之建立论纲》

材料二   新文化运动时期的价值观重建运动，是在面对过去、反叛过去的激烈态度中形成的。在民主方面，从对西方的议会制度产生兴趣和仰慕，到君主立宪主张的提出，再到民主共和方案的设计，最后人们认识到民主不仅仅是一种政治制度……；在科学方面，从“师夷长技”阶段对西方“坚船利炮”的羡慕，到西方先进生产技术引进，再到自然科学的传入，最后人们认识到科学不仅仅是自然科学知识和研究。

——摘编自薛子燕《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4年的价值观重建》

材料一   从先秦城隍的源起看，城隍本是作为自然神来崇拜的。从汉代开始，人们将历史上的著名人物化为城隍神。各地城隍庙崇奉的神主并没有一个统一的实体，多是正人直臣或造福地方百姓的忠烈义士在死后被追尊为城隍神。唐代开始，城隍崇拜得到普及。入宋以后，朝廷对祠神赐封的制度逐渐完善，城隍崇拜被正式地纳入国家祀典。宋代城市经济的发展使民众主体意识增强，宋代树立的城隍神带有强烈的人格化色彩。人们的城隍崇拜已经糅合了诸如善恶报应、礼仪道德等思想观念。

材料二   自明代朱元璋确定了城隍的地位后，城隍崇拜在明清时期就成为人们精神生活的重要组成部分，带有更强烈的政治色彩。明清时期将祭祀神祇与官员治理地方结合起来，《明史·职官志四》记载：“布政史掌一省之政……祀典神祇，谨其时祀”。明清时期，人们赋予城隍神的职能涵盖了民众社会生活的全方位，城隍神由最初守护城池的单一功能，演变为负责整个城市的秩序平安、水旱吉凶和冥间司法等事务。民众赋予城隍神最大的权限，上到国家的政治稳定，自然中的风雨雷电，下到百姓的升官发财，民间婚姻求子，城隍神无所不管。

——摘编自邢薇薇《郑州文庙、城隍庙所存碑刻资料整理与研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