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汉武帝以后，经学日趋昌盛，太学中的经学博士就是专治一经的经师，皓首穷经，搞章句之学。两汉博士通过荐举、征召等途径可任太傅少傅、刺史太守、奉常议郎等官职。经学博士是汉代官方确认的学术权威，负责经学的研究与传承。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概要》

材料二     明代阳明心学提出“致良知”“知行合一”，通过追求高级的道德哲学状态，重构政治哲学实践。清初，破解国破家亡的历史遗憾，重回实学研究，把学术研究的范围从儒家经典扩大到了自然、社会和思想文化领域，其研究对象几乎涉及社会的一切方面。19世纪“今文经学派”中的龚自珍、魏源，分别提出“改制更法”“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具有鲜明时代价值的实践指向。

——摘编自汪四红《论传统文化的“经世致用”和马克思“实践观”的互融相通》

材料三     20世纪三四十年代，顾颉刚回归传统经世致用观。他宣扬以学术经国济世，致力于民众历史教育和边疆史地研究，他根据时代要求对经世致用论作了发展，突出史学培养国民爱国主义的作用；在形式上，他不再限于传统学术研究和史学著述，通过撰写新历史教科书和各类通俗历史读物传播历史知识。

——摘编自徐国利《民国时期顾颉刚学术价值观的转向及与经世致用观的离合》

材料一   瘟疫一方面给雅典造成巨大的人员损失和混乱无序的社会秩序及信仰和道德的沦丧；另一方面则暴露出雅典民主政治的弊端，错误的战略决策，造成雅典同盟的分崩离析、经济来源的切断和远征海军基地的丧失。雅典瘟疫全方位地影响着雅典历史的进程。这次瘟疫的发生直接导致了雅典民主政治的衰落，雅典流行的瘟疫对雅典帝国的垮台有影响，而战争本身也极大地削弱了希腊城邦的力量，使得进入公元前4世纪之后的希腊诸邦面对北方马其顿王国的入侵时，毫无还手之力，对其后东地中海地区的历史发展产生了不可小觑的影响。

——摘自刘榕榕《试析伯罗奔尼撒战争中的瘟疫问题》

材料二   这场瘟疫带来的巨大痛苦和恐惧，极大地冲击了人们的精神生活，使教会失去了精神上的权威，失去了人们的支持。许多人的信仰发生了动摇和变化，禁欲主义逐渐退出，人文主义逐渐兴起，人们把目光从对天国的期许中转向了对现世的关注。人类自觉地意识到自身生命的存在，探索人性结构中的理性与非理性，追求平等与自由权，张扬人文主义，提倡社会的主宰是人而不是神。一些具有推动意义的新思想得以酝酿和传播，促使中世纪向近现代社会发展。

——李荷《灾难中的转变：黑死病对欧洲文化的影响》

材料三   历史学家早就注意到，当致病性的微生物进化到一个活跃骚动的时期，会对人类社会产生巨大的影响：15世纪随哥伦布船队来到北美新大陆的各种传染病几乎杀死了90%以上的土著居民。……20世纪以来，人类历史上发生了多起全球流行的疾疫，有西班牙流感、亚洲流感、流行性脑炎和霍乱，以及埃博拉病毒等，这些疫情危害了千百万人的生命。疫病的无国界传染所呈现的全球化态势，促使世界各国的科学家携手合作寻求疾病的原因、制定应对与预防措施，共享研究成果。

——高晞《疫病的全球化与人类文明进步》

材料一   唐代的译经、抄经已达到超越前代的新境地。宗教的发达，必然引起对宗教经典的大量需求，只靠抄写显然已不能解决问题。无论是经济文化的发展，还是宗教传播和对外文化交流，都突出地要求供应大量的复本图书。传统的传抄方法再也不能适应社会的要求了。人们迫切需要一种新型的、高效率的图书复制技术。唐代不仅有了对印刷的迫切需要，而且也具备了印刷术应用与发展的纸、墨、石刻、捶拓等物质基础和技术条件……在社会迫切需要和已具备的物质条件的历史背景之下，雕版印刷在唐代得到应用，并且有了初步的发展。

——摘自《中华印刷通史》

材料二   古代雕版印刷技术的发明，曾经改变了中国社会的文化传播模式，柳诒微在《中国文化史》中曾深刻指出：“雕版印刷之术之勃兴，尤于文化有大关系，故自唐室中晚以降，为吾国中世纪变化最大之时期。前此犹多古风，后则别成一种社会。”书籍出版数量的增加，改变了文人的阅读习惯和藏书方式，张舜徽曾分析道：“自印刷之术日新，致用之途益广，便民垂远，为效甚宏。然其影响后世，有利有弊。由于得书甚便，学者多置之不观，苏东坡为《李氏山房藏书记》，即尝慨乎言之。故印刷愈便，而记诵日衰，似故创物造器者之所不任咎也。”

——摘自于翠玲《媒介演变与文化传播的独特景观——中国编辑出版史的认识价值》

“五四”前后，以杜亚泉等为代表的东方文化派和以陈独秀等为代表的新文化派围绕东西文化差异等问题展开了一场大的争论。有学者认为其论战的实质是文化的时代性和文化的民族性之争。下面列举了双方论战的一些观点

东方文化派

西洋社会为动的社会，我国社会为静的社会。由动的社会，产生动的文明，由静的社会，产生静的文明。我人今日在迷途中之救济决不能希望于自外输入之西洋文明，而当希望于己国固有之文明。此为吾人所深信不疑者。……救济之道，在统整吾固有之文明：其本有系统者，则明了之；其间有错出者，则修整之。

——杜亚泉

新文化派

一般所谓东洋文明和西洋文明之异点，实在就是古代文明和现代文明的特点。

——常燕生

无论政治学术道德文章，西洋的法子和中国的法子，绝对是两样，断断不可调和迁就。若是决守旧，一切都应该采用中国的老法子，不必白费金钱派什么留学生，办什么学校，来研究西洋学问。若是决计革新，一切都应该采用西洋的新法子，不必拿什么国粹什么国情的鬼话来捣乱。

——陈独秀

材料一   处于不同时代的两个特定社会之间，近代西方社会和古代希腊社会，我们观察到了连续的特征，我们可以将这种连续关系喻为“血缘”关系。雅典民主政治在国家政治原则、国家权力的组织形式、国家决策方式和公职选举、任期等方面对近代西方民主政治产生了深刻的积极影响；以人文主义为核心具有人文精神的智者运动、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则是西方思想史上三大思想解放运动，有关“人”的解放因此成为人文主义的核心内容。

——编自［英］阿诺德·汤因比《历史研究》及普通高中课程标准实验教科书《历史（必修）》

材料二   法国启蒙运动既是启蒙时代的核心和高潮，也受到之前英国科学、政治的影响。那么，为何18世纪启蒙运动的中心在法国呢？经济上，自路易十四始到路易十六大革命前夕，法国经济状况并不差，尤其是上层社会和商人们非常富足，这些贵族要么自己去做研究和思考社会问题，要么资助其他的精英去做。政治上，这时的法国变得专制，被剥夺权利的地方贵族逐渐集中到巴黎，有了议论政治和交流思想的机会。文化上，三位国王都重视科学和文化的发展，这让法国成为一个文明的国度。启蒙思想能在法国迅速传播，还要感谢印刷术。印刷术让伏尔泰和狄德罗给法国人上了开启民智的课程，让孟德斯鸠和卢梭将未来社会的设想传播到远离巴黎的偏远地区。

——摘编自吴军《文明之光》（第四册）

材料一   儒家的人文思想远避宗教蒙昧说教，习惯于将其置放在宇宙—社会秩序中来加以思考，把人看作“天地之心”，作为“万物之灵长”。人既是“万物之灵长”，也为万物中之最贵者，此即孔子所谓的“天地之性人为贵”。高贵的人“参天地而化育万物”，是这个世界的主宰。历代儒家，无论是从子思、孟子至陆九渊、王阳明的心性派，还是从荀子到朱熹再到王夫之的隆礼（理）派，尽管其学理、学旨颇有殊异，但在阐发其人文思想时，几乎都在反复论证这个命题。由此出发，历代儒家也大多伸张人的世俗追求与欲望。总之，儒家也把七情六欲看作是人与生俱来的“性”，并肯定其合理性。

材料二   在14世纪的意大利，被称为“人文主义之父”的彼特拉克对人的个性尊严做了有力的褒扬。他强调：“宇宙是以人为中心的，是上帝为了人类的世俗生活而造就的东西。”因此，人应当是世界主宰，应当具有行动和思想的自由，这一自由的价值远比生命高贵，因为“失去生命本身要比失去自由好些。如果没有自由，生命只是一种徒有其表的冒牌货”。到了15世纪，佛罗伦萨等地的人文主义者，更是用夸张而华美的修辞风格、以专论的方式系统地表达了这一思想。彼特拉克宣称：“我不想变成上帝，或者居住在永恒之中，或者把天地抱在怀抱里。属于人的那种光荣对我就够了，这是我所祈求的一切。我自己是凡人，我只求凡人的幸福。”在15世纪的意大利，著名人文学者波吉奥在《论贪婪》中，明确地将“美德”与人的财富、金钱欲联系起来。他要人们发扬追求财富与金钱的美德去经商致富，“一个人越富越光荣”。

——以上材料均摘编自孟广林《中西人文精神及其当代价值》

材料三   法国启蒙运动最重要的思想家伏尔泰终其一生尊崇、仰慕中国的孔子，不遗余力地宣扬、倡导孔子及其所创立的儒家学说，堪称欧洲孔门第一弟子。伏尔泰认为孔子是用道德的说服力来影响别人，而不是用宗教的狂热和个人崇拜。伏尔泰以中国文化来抨击欧洲宗教的黑暗和专制，并大声感叹：“我们不能像中国人一样，真是大不幸！”

材料四   1987年11月，法国前总统希拉克说，法国的启蒙思想家“在中国看到了一个理性、和谐的世界，这个世界听命于自然法则且又体现了宇宙之大秩序。他们从这种对世界的看法中汲取了很多思想，通过启蒙运动的宣传，这些思想导致了法国大革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