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王夫之(1619-1692),人称“船山先生”，中国古代唯物主义思想集大成者。王夫之一生所著甚多，其中由30卷《读通鉴论》及15卷《宋论》所构成的史论，体现了其鲜明的历史观。而明船山之“史”，需观船山之“易”。在船山思想体系中，易学处于中心，统摄诸事之理；史学则处于外围，涵摄理之事征。“历史发展有无规律？如果有，是依照何种规律发展的？”在此之前，史学家多将朝代更迭所显现的治乱循环作为历史规律，船山反对此种分法，他认为治、乱仅是阴、阳二气运动的表现形态，在治、乱表象下，历史是沿着进化的方向发展的…… “历史为何而存在？”船山说：“史之为书，见诸行事之征也。”他认为。以史为鉴的目的不在于一姓之私能否常持大宝、资鉴君子能否青史留名，而在于仁政能否施行、百姓是否安居。由此可见，仁政、史鉴交相为用(乃是船山治史、研史之目的与意义所在。

——摘编自罗森《王船山的历史观》

材料一   唐代复兴汉代教育传统，继承魏晋南北朝以来的教育成果，全面地加以发展，使学校教育达到了新的发展高峰。学校教育、社会教育均服从或从属于科举考试。唐代建立了从中央到地方完备的学制体系。中央设国子监总辖各学。地方官学-府州县和专门学校也很发达。唐代出现了律学、书学、算学等门类多，范围广的实科专门学校。

——摘编自张岱年、方克立主编《中国文化概论》

材料二   20世纪初，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今日之世界，竞争剧烈之世界也。……争之为道有三，兵战也，商战也，学战也。而兵战、商战其事又皆本于学战”；认为教育乃“强国势之起点”“国家的强弱全在教育的兴废”。清末新政期间，随之出现了创设断式学堂的热潮。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三   1983年，邓小平为北京景山学校题词：“教育要面向现代化，面向世界，面向未来。”“三个面向”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以来我国教育改革和发展的实际的基本方针。

——摘编自马宝娟（新中国成立以来党的教育方针的价值取向历史演进分析》

材料一   道学其名也。故世之好名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能起名也······欺天罔人者必讲道学，以道学之足以售其欺罔之谋也。

夫唯无才无学，若不以讲圣人道学之名要之，则终身贫且贱焉，耻矣。此所以必讲道学以为取富贵之资也。

——摘编自李贽《初潭集》

材料二   一物各具一乾元，是性命之各正也，不可得而同也。万物统体一乾元，是太和之保合也，不可得而异也······然则人人各正一乾之元也，各具有是首出庶物之资也。

——李贽《九正易因》

材料三   穿衣吃饭即是人伦物理，除却穿衣吃饭，无伦物矣。世间种种，皆衣与饭类耳。故举衣与饭，而世间种种自然在其中。非衣饭之外，更有所谓种种绝与百姓不相同者也。

——李贽《焚书·答邓石阳》

材料四   不言理财者，绝不能平治天下。

——李贽《四书评·大学》

材料一   明朝后期，随着社会经济文化的发展，中国传统史学进入了一个转型发展期。延续数百年的程朱理学走向没落，经史考据之实学思潮兴起，并且出现了早期的启蒙思潮。士大夫对理学的批判一定程度上促进了启蒙思想的发展。顾炎武作为明清之际的“三大家”之一，他在史学方面的建树，反映和促进了这一时期史学的嬗变与转型。顾炎武历史观中的唯物主义思想主要体现在民本思想，即对普通劳动者历史作用的认识和认识论等方面上。顾炎武认为“天子一位”，君主只是一个爵位，是人民“推举”而来的，没有绝对的贵胄，君主要重视人民。在认识论上，顾炎武的学识是建立在自身的实践基础之上的，他通过自己的学识与实践正确论证了“感性”和“理性”的关系。他认为，感性认识是理性认识的前提，必须建立在实地考察的基础上。

——摘编自金海峰《浅析17-18世纪中西方史学的嬗变与转型》

材料二   地理大发现之后，特别是17世纪，西方传教士在深入世界各地传播基督敏思想的同时，也把西方各地的信息资料带回了欧洲，使西方人了解到不仅欧洲人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地球上其他民族也创造了自己的文化。哥白尼的“日心说”沉重地打击了托勒密的“地心说”和种种神学，以此为开端的科学革命乃至牛顿三大定律的提出，拓宽了学者们的研究视野。伏尔泰提出了以理性主义为核心的文化史观，从而把人类精神的进步放在了应有的位置。伏尔泰的史学观批判地继承了笛卡儿建立在逻辑推理基础上的唯理主义。伏尔泰举起理性主义大旗，并使理性主义成为他的文化史观萌生的哲学基础。此外，在《风俗论》中，伏尔泰进一步把视野投向整个世界，勾勒了作为整体的世界范围内的人类生活图景。

——摘编自刘明《伏尔泰理性主义史学思想管窥-以《路易十四时代》为中心》

材料一   近代法国启蒙学者关注公民教育，认为专制国家的教育只是“培养好奴隶”，不会造就出真正的人。公民教育应由民主国家设立机构来领导与管理，以推翻教会对教育权的垄断与掌控。狄德罗认为优良的自然素质绝非贵族所独有，“天才、才能和美德出自茅屋里的要比出自宫廷里的多得难以计算”。只因在恶劣的社会制度下，民众的子女得不到合理的教育，其中的天才被埋没。在当时法国“优秀的爱国者”和“始终正直的公民”极为稀少的情况下，道德教育尤为重要。卢梭要求儿童多了解祖国，他认为只有掌握包括数学、文学等科学知识，方能逐渐成为合格的公民。这些构想为推动臣民教育向公民教育的转变提供了思想先导。

——摘编自刘春兵《思想启蒙与公民塑造－18世纪法国启蒙运动中的公民教育思想探析》

材料二   民国初期是近代中国公民教育的产生发展阶段。《临时约法》首次对公民权利作出规定，为公民教育提供了法律基础。在学习借鉴西方公民教育之初，不少学者强调“德国公民教育之思想，不可完全移植于我国”。商务印书馆和《中华教育界》等民间社会机构发表西方公民教育著作文章，顺应时代要求，自觉承担推动公民教育的重任。朱元善于1916年提出，“教育之方针自当以新国家之本质为主眼，而置重于共和立宪国民之养成”，“非实施公民教育不可”。随着西方公民教育思想的不断传入，人们提倡将民主共和精神的培养作为公民教育目标模式构建的基础，使公民教育范围扩展到社会公共生活领域。

——摘编自朱小蔓、冯秀军《中国公民教育发展观脉络探析》

材料一 两宋时期的医药学，在唐代基础上进一步发展。宋政府设有翰林医官院、太医局和“医学”，开设国家药局，建立校正医书局。外国药物大量传入中国，在宋代官私编纂的医药书籍中，新药品种不断增加。宋代医药的分类比过去更加完备，计有大方脉、小方脉、风科、眼科、产科、针灸等科。南宋宋慈的《洗冤集录》，是世界上第一部法医学专著。

——摘编自朱绍侯、齐涛、王育济主编《中国古代史》

材料二 维新派的主要人物，诸如康有为、梁启超等都提倡过西医。梁启超更是在1897年在上海《时务报》上发表文章大力倡言“西医强种”之说。于是，以西方医学作为手段以求保种强国来挽救危亡的观念，构成了维新派的医学维新的思想基础。在维新派的影响下，“医学救国论”成为最时髦的名词。医学救国思潮开始在中国兴起。

——摘编自聂春燕《简述近代中国的医学救国思潮》

材料三 建国初期，全国面临着缺医少药的严重局面，为贯彻“预防为主”和“团结中西医”的卫生工作方针，最终达到“中医科学化”的目的，在政府的号召下，全国各地先后开办了一批中医进修学校、中医进修班和函授班。中医进修工作在全国范围内展开。迄至1953年底，全国进修毕业的中医学员共2万余人。

——摘编自毕小丽《建国初期的中医进修（1949-1955）》

材料   中国近现代六次文化转型简表

——摘编自张继焦、杨林《中国近代以来的六次文化转型》

材料   20世纪初，“新中国”逐渐成为国人普遍认同的流行词，爱国志士纷纷呼吁建立“新中国”。1899年，梁启超等人翻译的《国家论》引起了学界的广泛关注，《国家论》强调“民人之意志，即国家之精神”。1900年，梁启超在《少年中国说》中号召建立一个“少年中国”。这个“少年中国”就是梁启超期望的“新中国”，是具有民权、法律和主权观念的“新中国”，也即是现代意义上的中国。1902年，梁启超《新民说》中专列“论国家思想”一节，呼吁培养“新国民”，建立“新中国”。他设想的“新中国”，日“大中华民主国”，第一任总统罗在田（即爱新觉罗.载活）为清德宗光绪皇帝，第二任为黄克强。这个“新中国”成立的基础是立宪期同盟党”，简称“宪政党”。“新中国”采用立宪政体，前期为君主立宪国，到光绪让权时转为民主共和国，它是一个和平过渡的新国家，“非到万不得已之时，必不轻用急激剧烈手段”。

——据王玉玲《清末民初“新中国”一词的概念内涵与话语演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