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 材料   “民胞物与”思想出自北宋思想家张载的《乾称篇》。《乾称篇》开篇说道：“乾称父，坤称母；予兹藐焉，乃混然中处。故天地之塞，吾其体；天地之帅，吾其性。民吾同胞，物吾与也。”其中，“乾称父，坤称母”，人之“性”在天地万物中具有能动的引领作用，可以“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团结同胞，爱护万物。张载从天地万物一体的角度阐发“民胞物与”的仁爱思想，“仁”的基本语境从人性的“恻隐之心”拓展至“性”与“天道”和合，“性即天道也”，“大其心”容载万物，视百姓为我的兄弟姐妹，万物为我的朋友伙伴。“民胞物与”为不同文明之间形成平等、友善、和谐的交往关系、营建地球美好生态环境，提供了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生态伦理智慧。

——摘编自任俊华、胡丹丹《儒学“民胞物与”的生态伦理精神》

材料一古人往往通过家训把自己及前辈的社会生活经验传授给子孙后代。有些家训在后世流传甚广，如周公、孔子留下的口头家训，北齐颜之推撰写的《颜氏家训》，还有唐太宗的《帝范》等。古代家训的内容主要有修身、治家、睦亲、处世、教学、婚姻、择业和仕宦八大类。其中，修身部分所占比重较大。家训实施的主要方法是对家庭成员进行规劝、诱导，但有时对违反家训者也会采取相应的处罚，如张榜公布其不良行为，宣布其为不孝、不贞，或者罚跪、鞭笞、禁食等。

——摘编自徐秀丽《中国古代家训通论》

材料二家书往往寄托着一个家庭难以忘怀的记忆，成为家庭文化的一部分。20世纪20年代，梁启超与海外子女的书信往来频繁。他常问孩子“你们的意思怎么样呢？”“不知你的性情到底近这方面不？”他还告诫孩子“在纽约、芝加哥笔直的马路崭新的洋房里舒服混一世，这个人一定是过的毫无意味的平庸生活”，毕竟“有志气的孩子，总应该往吃苦的路上走”，并提到“毕业后回来替祖国服务，是人人共有的道德责任”。

——摘编自陈岚《＜梁启超家书＞中的家庭教育思想及其启示》

材料一

材料二   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人民有言论、著作、刊行及集会结社之自由。

中华民国以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国务员、法院行使其统治权。立法权以参议院行之。法院由临时大总统及司法总长任命的法官组成，行使司法权。

——摘编自《中华民国临时约法》

材料三   我在乡间第一次听到陈独秀的名字，也第一次接触到胡适的白话诗。最先是白话代文言而成为雅俗共享的文字媒介，这是胡适首倡而得到陈独秀的有力响应所造成的，即所谓“文学革命”。其次则是陈、胡及其他同辈学人通过《新青年》《新潮》等刊物和北京大的讲堂不断地攻击旧礼教、传播新思想，终于激起了青年学生求新求变的热情。

——摘编自《余英时回忆录》

材料   它（汉字）没有字母文字的种种便利之处，但是它所体现的简朴和终极真理却牢不可破，不受狂风暴雨和艰难时日的侵袭，保护了中国文化达四千年之久。它坚固、方正而优美，恰如它所代表的精神。

——李济（音译）《中国人类学诸问题》（转引自英国哲学家罗素《中国问题》—书）

材料一   汉学与宋学是中国古代儒学发展的两个重要阶段和两大学术形态。汉代儒学的兴起有赖于帝王主宰的庙堂推行“罢黜百家，独尊儒术”。汉代儒学的资源是《五经》，而宋代学术思想的兴起是由于相对独立的儒家士大夫群体，宋学的形成首先是通过自下而上的民间学术和民间教育（如书院），其思想资源是《四书》，重心已经从汉代的“外王”转向“内圣”。宋代儒学在兴起的过程中不仅批判汉学，还着力批判吸取佛老思想，以建构新的学术体系，将天理引入儒家人伦，强化儒家伦理的绝对地位，推动儒家人伦本体化、哲理化。

——摘编自朱汉民等《宋代士大夫与唐宋学术转型》

材料二   宋代儒学把对以天下为己任的“社会责任感发展为一种精神”，并“很快地便在宋代新儒家之间得到巨大的回响，一个崭新的精神面貌浮现于宋代儒家社群之中”。应当说，与以往各朝代相比，宋代士大夫表现出一种强烈的仕以行道、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风貌，为后世树立了道德人格典范。宋代儒学不仅对中华思想和文化具有重要意义，而且宋儒对朝鲜、日本及越南等东亚各国的文化传统都产生了深远影响。

——摘编自郭学信《试论宋儒人文性格的时代特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