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下表为早期儒学思想家的主张
材料二：朱熹所处的南宋时代，内忧外患，危机四伏，整个社会道德失落……朱熹认为应当根据《大学》之教，以正心诚意作为治国平天下的根本……他提出“谨守力行以践其实”。他强调穷理离不得格物，格物才能穷其理。
材料三：……盖天下之治乱，不在一姓之兴亡，而在万民之忧乐。是故桀纣之亡，乃所以为治也，秦政、蒙古之兴，乃所以为乱也。……为臣者轻视斯民之水火，即能辅君而兴，从君而亡，其于臣道固未尝不背也。
(1)材料一中三位思想家的共同思想是什么？
(2)据材料二，概括理学思想的进步之处。
(3)据材料三，指出黄宗羲评价天下治乱的标准。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出现这一观念的原因。
材料一 宋明理学是中国封建社会统治时间最长的一种哲学。史学家钱穆称：“治宋学必始于唐。”其发展与嬗变是与唐末宋初的政治经济变革、禅宗的盛行密不可分的。庶族地主崛起，要求政治地位的改变。儒学精英对儒学“道统”的担当，更讲求实际、崇尚道德，也构成了宋代理学形成的重要条件。
——摘编自孙伟民《宋明理学成因的多维探析》
材料二 宋明理学有其独特的范畴与命题。论宇宙就讲无极太极，阴阳动静，万物化生。讲功夫就讲下学上达，格物致知，渐修顿悟。论践履就讲修己治人，事亲从兄。这些范畴与命题虽是从古老的经典中抽出来的，但“真能发先儒之所未发”。
——摘编自侯外庐等《宋明理学史》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宋代理学形成的背景。
(2)根据材料一、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宋明理学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明)浦江郑氏家规(部分)
第12条 每旦，令未冠子弟朗诵“居家则孝悌，处事则仁恕，凡所以济人者皆是也”。
第86条 既仕，须奉公勤政，毋踏贪黩，以忝家法……仍用一遵家范，违者以不孝论。
第128条 子孙不得与人眩奇斗胜，两不相下。彼以其奢，我以吾俭，吾何害哉！
——摘编自尹超凡《郑氏家规的伦理价值探析》
材料二 家风是社会风气的重要组成部分。家庭不只是人们身体的住处，更是人们心灵的归宿。家风好，就能家道兴盛、和顺美满；家风差，难免殃及子孙、贻害社会，正所谓“积善之家，必有余庆；积不善之家，必有余殃”。
——习近平2016年12月12日在会见第一届全国文明家庭代表时的讲话
(1)根据材料一，指出家规与历史上哪一个制度相关？归纳《郑氏家规》对族人的伦理教化要求有哪些，并分析这些要求对郑氏家族的积极影响。
(2)根据材料一、二，分析族规、家风在国家治理中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春秋战国至秦汉时期的相关内容，归纳“‘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的主要原因。
(2)依据材料二，概括顾炎武“天下观”的核心内涵，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其时代价值。
材料 清末京师大学堂的置废颇为曲折。甲午战争后，改革求变呼声起，光绪帝下旨兴建京师大学堂，工部尚书孙家鼐负责筹备工作。1898年9月27日，“在孙家鼐上奏筹备方案之后，光绪帝面见各军机大臣，对此没有进行太多的讨论，大学堂筹备被搁置”。1898年12月6日，上谕今“各直省添置学堂，实力举办”，“着由户部筹定的欺，按年拨给京师大学堂，以崇体割”。12月31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开办。
1899年5月6日，因御史参奏京师大学堂“靡费过甚，请饬归并删除”，清廷要求孙家鼐对其整顿。7月17日，上谕批准孙家鼐因病续假，由吏部左侍郎、大学堂总教习许景澄“暂行管理”大学堂事务。1900年4月20日，许景澄上奏，称大学堂开办以来，图书、仪器购置费用在常年经费动支，未动用20万两开办经费，呈请缴还此款。适逢“庚子事变”，他再次奏请“暂行裁撤京师大学堂”，并说：“创建大学堂之意，原为讲求实学、中西并重，西学现非所急，而经史诸门，本有书院、官学”，不必另立学堂。7月9日，该折获准。
1901年9月14日，清廷颁布兴学上谕：“京师已设大学堂应切实整顿”。1902年1月10日，京师大学堂正式复办。
——摘编自蒋宝麟《从京师大学堂到学部：清末中央教育财政的形成》
(1)根据材料，概括京师大学堂创办曲折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述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有识之士对待“西学”和“中学”态度转变的历程。
材料 任何历史事件都发生在一定的时间空间之内。学习历史如果没有时间和空间的观念，则无从把握历史事件之间的因果关系。下图历史事件之间都存在着一定的因果关系。
在①和④中任意选取一空，填补空白处内容，并结合所填内容说明理由。
材料一 文艺复兴时期的人文主义作为对其所向往的人性的追求，摒弃了宗教教条，将价值取向由“神”转向“人”，但它缺乏“科学”的基础，仍然无法摆脱“神”的羁绊。18世纪的启蒙运动，以对科学知识的张扬，对思想自由和个性解放的鼓吹，在日后转化为一场旨在充分肯定人的根本价值、强调人的尊严的思想运动。
——马龙闪《近现代科技与思想文化》
材料二 路德认为，只要坚持基督，其他的诸如苦行禁欲等行为就不再成为表明信仰的标记，神职人员是否结婚这等行为完全由人自由取舍，任何人不得禁止，否则就是违背上帝的旨意。同时基督徒有权对圣经做出自己的理解，无需神职人员的中介。这些思想摆脱了天主教会的圣礼得救论与善功赎罪论，使人的信仰摆脱了外在形式，获得了真正的自由。路德还十分重视提高普通信徒在教会生活中的地位和作用。他认为普通信徒在上帝面前是根本平等的，普通信徒均可成为祭司。
——答小群、孙琥瑭《从路德的宗教改革谈宗教与社会相适应问题》
(1)根据材料一，指出文艺复兴和启蒙运动时期人文主义的差异。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产生差异的原因。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路德的平等观的积极影响。
材料一 我们我们国民多半拿军阀当作一种悲观资料，我说好像怕黑的小孩，拿自己的影子吓自己。须知现在纸糊老虎的军阀，国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就是不推，他也自己要倒，不过推他便倒得快些，不推他便倒得慢些。
材料二 我下半段要说的是十年双十节之乐观。想诸君骤然听着这个标题，总不免有几分诧异，说是现在人民痛苦到这步田地，你还在那里乐观，不是全无心肝吗?但我从四方八面仔细研究，觉得这十年间的中华民国，除了政治一项外，没有那一样事情不是可以乐观的。
——以上材料均选自梁启超《辛亥革命之意义与十年双十节之乐观》（1921年10月10日双十节天津学界全体庆祝会讲演）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谈谈你对“现在纸糊老虎的军阀，国民用力一推，固然要倒”这句话的理解。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论证材料二中的观点。（要求：准确概括材料二的观点，运用具体史实加以论证，史论结合、逻辑清晰）
材料一 子曰：己所不欲，勿施于人。
子曰：克己复礼为仁，一日克己复礼，天下归仁焉。
——《论语·颜渊》
材料二 夫仁义礼智信五常之道，王者所当修饬也；五者修饬，……德施于方外，延及群生也。……国家将有失道之政，而天乃出灾害以谴告之；不知自省，又出怪异以警惧之；尚不知变，而伤败乃至。以此见天心之仁爱人君而欲止其乱也。
——《汉书·董仲舒传》
材料三 北宋中期，儒家知识分子鉴前代士人之失，将自我道德名节的完善视为最终目标。他们“毅然以天下是非为己任”，在一定程度上左右着世风与时局的趋向。
——摘编自袁行霈等主编《中华文明史》
材料四 夫人者，天地之心，天地万物，本吾一体者也。生民之困苦荼毒，孰非疾痛之切于吾身者乎？不知吾身之疾痛，无是非之心者也。是非之心，不虑而知，不学而能，所谓良知也。
——王阳明《王文成公全书》
请回答：
(1)据材料一概括孔子关于道德规范的核心思想。
(2)据材料二和所学知识，分析董仲舒提出道德准则的出发点及根本目的。
(3)据材料三，概括北宋理学的深远影响。
(4)据材料四概括“良知”的内涵，结合所学知识指出王阳明提出的“致良知”的方法。
材料一 “专制”二字在中国古已有之，但近代意义的“专制”来自西方。清末，西方的“专制”“君主”（立宪）“共和”等政体理论通过梁启超、严复等人传入中国。他们指出，中国之所谓法。乃君主用以束缚臣民的工具，完全没有民主共和之意，虽历史上有明君贤相，成宪家法，也无法改变中国专制制度的总体属性。梁启超将中国专制归结为历史传统，有先秦“封建制度之渐革”，导致封建衰而专制起；也因秦汉以降“贵族政治之消灭”，历代社会等级间虽有流动，但民众的自由平等意识很薄弱；此外，“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摘编自梁启超《中国专制政治进化史论》《开明专制论》等
材料二 近代学者钱穆一直批判“中国专制论”之说，他在抗战时期所著的《国史大纲》中指出，中国政制的演进，首先历经先秦去“封建而跻统一，后有汉代‘宗室、外戚、军人所组之政府，渐变而为士人之政府’，到隋唐，‘士族门第再变为科举竞选’”。他认为传统政治本就富于理性，政府与社会关系紧密，与民众也并非如西方社会那般对立。他还强调，士人本来受教于农村，通过“选贤与能”进入政府，代表民意去实现“天下为公，士人主导”的政府也起到了限制君权的作用。
——摘编自钱穆《国史大纲》等
材料三 梁、钱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认识是不完满的。韦政通曾指出：“谈政治问题，至少可以分为两个次元：一是政治思想，一是政治制度。前者代表政治理想，后者代表政治现实。”理想与现实是两个层面，但并非彼此孤立的存在。梁启超等论述中国传统政治时，重在后者，他们以政治权力特别是皇权为焦点，考察制度的组织形式和现实表现。这种论述比较实证和直观，较合乎近代政治学的逻辑，但易于把政府与民众对立起来，夸大皇帝个人的意志，忽视政治的文化基础。与社会科学有别，钱穆的特色在于从人文的角度论说中国政治，以通驭专，把文化看作一整体系统，瞩意政治、制度与文化统一的方面，尤注重士人的学术和思想。这种论述不简单把制度看作权力的外在表现，而是强调它乃文化和民众意志之反映，对于近代政治学而言不乏补充、纠偏和启发的意义，并一定层面上契合了当下中国的政治学论题，但如前所述，其论证亦存在较大问题。可见，关于中国古代专制问题，仍值得继续讨论。
——摘编自张昭军《“中国式专制”抑或“中国式民主”
——近代学人梁启超、钱穆关于中国古代政治制度的探讨》
请回答：
(1)根据材料一以及所学知识，材料中梁启超提到：“‘权臣’被‘次第摧毁'，相权逐渐沦为帝王的‘留声机'与‘写字机'”可以用哪些史实加以说明？
(2)材料一和材料二在对“中国专制论”之说这一问题上的看法有何不同？从历史角度出发，研究造成不同看法的原因，我们应当从哪一方面入手？
(3)根据材料三并结合所学，对于梁、钱关于中国古代政治的认识我们应当作何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