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整个中国是一个“天下”，“天下”没有边，也没有边界，只有向远处扩散而逐渐淡化的影响力。而且，这种影响力不一定是统治的权力，而是通过文化交融而构成的一个新文化，其中包含了各种地方文化。将各种地方文化吸纳入中原文化，使“天下”的文化多元而渐变，共存而不排他。这样一个核心，加上其放射的影响力，终于形成了“后世”的中国。

——摘编自许倬云《说中国》

材料二　　“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仁义得不到发扬），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保天下者，匹夫之贱与有责焉耳。”“自天下为家，各亲其亲，各子其子，而人之有私，固情之所不能免矣，故先王弗（不）为之禁。非惟弗禁，且从（顺应）而恤之（体恤百姓的私情）。……合天下之私以成天下之公，此所以为王政也。”

——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一 唐初宰相多至一二十人，重大事务都由政事堂会议讨论。唐玄宗时期，宠信个别宰相如姚崇、宋璟，以及李林甫、杨国忠之流，这就使得唐朝前期的三省长官合议制，向宰相专权化方向发展。前期的姚崇、宋璟德才兼备，他们的专权促成了开元之治。此后只知专委而不重选相，终于造成李林甫、杨国忠专权乱政。皇帝不亲理朝政，个别宰相专擅朝政，导致政局日趋败坏，最终引发安史之乱，唐朝由盛转衰。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二 唐开元十一年（公元723年），唐玄宗将中书省与门下省的职权合而为一，称之为“中书门下”，下设5房分主政事，有行使权力的“中书门下之印”。中书令是大权独揽的宰相，中书门下成为中央的最高权力机构，是货真价实的宰相府。门下省之名虽存，实际亡，已成为空壳，完全失去了它原本的审核封驳之权。唐玄宗改政事堂为中书门下，是变相恢复专职宰相，标志着三省长官合议被宰相专权取代，政事堂制度由此瓦解

——摘编自沙宪如《唐代政事堂制度述评》

材料一唐代秉承历史传统，承袭了“恩威并施，羁縻治之”的治理政策，创造出了一种全新的“怀柔远人，义在羁縻”的政治制度——羁縻府州制。唐朝的羁縻制度分三种情况：第一种是在唐朝军事力量笼罩之下的地区设立的羁縻州、县，其长官由部族首领世袭，内部事务自治，并进行象征性的进贡，但要忠于中原政府、不得吞并其他羁縻单位和内地州县，以及按照要求提供军队等，实际上中原政权将其视为领土的一部分，文书用“敕”；第二种是所谓的内属国，如疏勒、南诏、契丹等，一般封为都督或郡王，有自己的领土范围，但是其首领的政治合法性来自于中原政府的册封，不能自主，中原政权将其视为臣下，文书用“皇帝问”；第三种是所谓的“敌国”和“绝域之国”，如吐蕃、回纥、日本等，虽然可能亦有册封，然多为对现实情况的追认，其首领的统治合法性并不依赖中原政权的册封，中原政权的文书多用“皇帝敬问”。

——摘编自李振中《初唐夷夏观、藩属观、天下观与极盛疆域的形成关系论略》

材料二       下表1989～2018 年 30 年边疆研究高频关键词统计

——改编自朱尖《中国边疆研究学术热点、特征与边疆内涵认知》

材料三在清朝的前 150 年，领土较明帝国增加了一倍多，并大部分遗留给 20 世纪的后继者，被视为今日中国的疆域。中国自身历史的一些产物，被积极地移植到边疆地域，而作为文明人类社会的典范。

——摘编自（加）卜正民等《哈佛中国史·最后的中华帝国——大清》

材料一15—17 世纪的大航海时代的世界是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世界。西欧和日本商人用白银购买中国的生丝与丝织品、瓷器、茶叶、蔗糖，西欧商人把东南亚香料等产品输往中国，这成为当时东亚乃至世界主要国际贸易模式。由于中国“银荒”，福建海商携中国商品蜂拥至马尼拉，交换墨西哥白银。基督教以澳门等地为据点，形成网状基督教文化圈，引入西方商贸习惯、通用语言、技术知识等。对于明朝来说，葡萄牙、西班牙、荷兰等西方强权威胁着中国的国家安全，开始动摇中华朝贡体系为基础的东亚国际秩序。晚明（16 世纪下半叶至 17 世纪中叶）中国所遇到的危机并非偶然，而是世界史“17 世纪总危机”的一部分。

——摘编自李伯重《火枪与账簿：早期经济全球化时代的中国与东亚世界》

材料二葡萄牙人获得澳门贸易许可后，澳门的转口贸易把中国卷入全球贸易网络之中，使中国经济首次面对全球经济的新格局，晚明历史大变局的帷幕慢慢揭开。西班牙人的东来，大大拓展了历史大变局的深度与广度。稍后来到远东的荷兰人，建立了统一的“联合东印度公司”。西欧列强及其殖民地无法用香料等初级产品与中国工艺精良的高级商品在贸易上达成平衡，必须支付巨额白银货币，西方学者将其概括为“丝—银”对流。巨额白银资本的流入，刺激了太湖流域及东南沿海地区经济的蓬勃发展，市场机制日益完备。

——摘编自樊树志《国史十六讲》

材料三明朝加重了江南的田赋征收，同时规定征收一定数量的丝绢实物。明朝后期，嘉兴所辖濮院镇“机杼之利，日生万金”，吴江的盛泽镇“居民稠广，俱以蚕桑为业。男女勤，络纬机杼之声，通宵彻夜，仅丝绸牙行，约有千百余家”。江南官营织机有 3500 台，民间已超过万台。明后期废除了匠户和徭役制度，丝绸机户有机会积累原始资本，扩大生产，机户郑家就有“织帛工及丝佣各数十人”。

——摘编自李绍强、徐建青《中国手工业经济通史·明清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