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嘉祐二年（1057年）八月，宋仁宗始置校正医书局于编集院，选拔明医、知儒者，参加医籍的校订、编著工作。两宋时期，校正医书局成功地整理并校正了《素问》《灵枢经》《伤寒论》《金匮要略》《脉经》等十余部重要的古代医学经典著作。如《脉经》之校本，“则考以素问、九墟、灵柩、太素、难经、甲乙、仲景之书，及千金方及翼说脉之篇以校之”。校正医书局在整理校订《素问》时参阅了数十家传本，改错有6000余条，增注有2000余条。每一书毕，即奏上，下国子监版行。校正医书局还补注本草，修图经，悉从摹印，天下皆知学古方书。

——摘编自付艾妮《宋代中医古籍整理研究的特点》

材料二   1982年，政府部门制定了《1982～1990年中医古籍整理出版规划》，启动并重点推进了11种重点经典医籍的整理工作，同时规划第二批200种中医古籍的整理出版任务。此后十余年里，《中医古籍整理丛书》编纂出版，该丛书既包含经典医籍和历代名著校注和辑校，如《黄帝内经素问校注》《神农本草经辑校》，也有历代名医名著集结汇编，如《东垣医集》《丹溪医集》等。整理方式包括影印、点校、注译、提要、语译、白话解等。改革开放以来，将古籍数字化、智能化也成为古代典籍保护和利用的重要手段之一。蓬勃发展的古籍整理事业锻炼了一大批当代中医古籍文献大家，一定程度上改善了中医药古籍文献整理与传承“后继乏人”的局面。

——摘编自穆婧、李鸿涛等《中医药古籍整理研究的思考与探索》

材料一   夫西服未文，然衣制严肃，领袖洁白，衣长后衽，乃孔子三统之一，大冠似箕，为汉世士夫之遗，革舄（生皮制的鞋）为楚灵王之制，短衣为齐桓之服，故发尚武之风，趋尚同之俗，上法泰伯、主父、齐桓、魏文之英风，外取俄彼得、日明治之变法，皇上身先断发易服，诏天下……与民更始，令百官易服而朝，其小民一听其便，则举国尚武之风，跃跃欲振，更新之气，光彻大新。

——摘编自康有为《请断发易服改元折》（1898年9月）

材料二   孙中山以阳历1912年1月1日为民国元年元旦，其目的是显而易见的：一是共和成立，不用皇帝年号，而改为民国纪年，便于民众记忆；二是阳历没有闰月，减少了农历中闰月的换算，便于年度预算；三是与国际上普遍采用阳历的潮流相适应……1912年1月13日，孙中山发布《临时大总统关于颁布历书令》，令内务部编印新历书……这部历书将旧历书上吉凶神宿一律删除。

——摘编自左玉河《从“改正朔”到“废旧历”——阳历及其节日在民国时期的演变》

材料一   当主流的知识和思想逐渐失去了对当时社会问题的诊断和疗救能力，也失去了对宇宙和人生问题的解释和批判能力的时候，往往出现很奇怪的现象：它一方面被提升为笼罩一切、不容置疑的思想，一方面逐渐沦落为一种无须思考、失去思想的记诵知识，它只是凭借着政治权力和世俗利益，维持着它对知识阶层的吸引力。可是，与此相对照的是，过去作为边缘的佛教、道教，却成为那个时代最活跃、最富于生机的知识、思想与信仰。过去并不占主流的外来生活方式，也渐渐成为那个时代最新鲜、最奉行的时尚。—

——葛兆光《中国思想史》

材料二   明清换代，中国社会经历了天崩地坼的巨大变化。在这一历史转变过程中，学人不断总结明亡的教训，探索天下治乱的根源。他们一反晚明浮夸空谈的学风，强调“实践”“实行”“实功”“实事”，易主观玄想为客观考察，祛空谈而求征实，把学术研究的范围扩大到自然、社会和思想各个领域，举凡天文、地理、经史、典制、吏治、河漕、兵工、民俗乃至文字、音韵无不精研深究。

——李治亭《清史》

材料一   新文化运动一开始带有全盘西化的倾向，胡适就说过：“我们必须承认自己百事不如人，不但物质机械上不如人，不但政治制度上不如人，并且道德不如人，知识不如人，文学不如人，音乐不如人，艺术不如人，身体不如人。”“要拯救我们这个民族”,唯一的出路就是学习“西洋的近代文明”。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中国又激起了一片对传统文化的眷恋，形成一股传统文化“复归”的浪潮。梁启超大叫“科学破产”,建立在资产阶级物质文明基础上的西方精神文明，在他心目中也一齐崩塌。他决心要以“孔、老、墨三位大圣”和“东方文明”去“调剂”西洋文明

材料二   瞿秋白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作解制刀，精粹地分析了所谓“东西文化论战”。他指,现代资产阶级的文明，无论在科学技术或者思想学术方面，都比封建宗法时代的文明进步。中国文化的出路决不是“向后转”,而是“向前进”,“逐步前进，颠覆宗法社会、封建制、世界的资本主义，以完成世界革命的伟业—如此，方是行向新文化的道路。”李大钊期待着无产阶级新文化的崛起，“我们主张以人道主义改造人类精神，同时以社会主义改进经济组织。不改进经济组织，单求改造人类精神，必定没有效果。不改造人类精神，单求改造经济组织，也怕不能成功。”

——材料一、二摘编自李华兴《近代中西文化冲突交融的历史考察）

材料一   启蒙运动的哲人们被牛顿万有引力定律影响，相信存在着不仅控制物质世界，而且控制人类社会的自然法则。这些哲人使法国和整个欧洲的旧制度受到毁灭性的批判。更重要的是，他们发展起一系列革命原则，打算通过这些原则实现大规模的社会改革，并在经济、宗教和政治三个领域中提出一些具体建议。他们在经济领域中的主要口号是自由放任——让人民做他们愿意做的事，让自然界自然地发展。在宗教方面，主要口号是“砸烂可耻的东西”，即消灭宗教的狂热和不容异说。在政治方面，哲人们也有一个关键性的词语——“社会契约”。

——摘编自斯塔夫里阿诺斯《全球通史》

材料二   中国近代启蒙思想蕴育于维新运动期间，形成于20世纪初辛亥革命前夕，发展于新文化运动时期。严复1898年发表译作《天演论》，涵盖了西方近代民主、自由理念，批评封建专制君主对民众才智的压制，并提出“物竞天择、适者生存”的思想。梁启超认为国家的强弱系于国民素质的高低，严复与梁启超总体上强调国家自由高于个人自由。邹容、章太炎等以革命为号召，主张推翻旧制度，清除旧势力，以实现中华民族的复兴。陈独秀于1915年9月创办《青年杂志》，发出“个人解放”的呼声。五四运动之后，李大钊等革命知识分子宣传马克思主义与苏俄革命思想，进行革命启蒙，塑造革命“新人”。

——摘编自丁守和《中国近代启蒙思潮》

材料一   晚明至清中期，江南一地女性识字习文日渐普遍，出现大量能作诗撰词、吟诗唱和的才女。才女凭借诗文才艺展开交往活动。大家族的才女借助家庭、家人或亲戚的纽带展开与她（他）人的交往。才女的普遍交往促生了更为成熟的交往方式即社团集会。江南才女突破深闺中的女性形象，在人际交往与女教规范之间寻求平衡，以师、徒、友人、塾师等角色展开与士人、僧尼等的交往。明末家国巨变，礼教崩坏，才女作为一个“社会人士”表达了强烈的家国情怀。至清代，礼教纲常逐渐修复，性情思潮复兴与理教相矛盾，引发出对才女才情、女德的争议，但未能阻止才女数量的日益增多。随着才女创作意识的加深，对外交往的频繁，女性诗集大量出版，女性自身对“才女”身份更加认同，社会逐渐接纳“才女”这一群体。

——摘编自朱莉敏《晚明至清中期江南才女研究》

材料二   文艺复兴是欧洲文化发展的高峰之一，因此，妇女参与文化生活的情况自然成为学者关注的重点。学者的目光主要集中在该时期的知识女性（女诗人、女作家、女人文主义者等）身上。马格丽特·金发现，许多女性的求知生涯婚后就停止了。她们一方面受到大多数女同胞的误解甚至敌视，另一方面，大多数男子根据“女人有才便无德”的传统观念把她们视为不男不女的怪物。在社会舆论的重压之下，女人文主义者被迫或放弃学术，或进入修女院，或孤身独居。李萨·佳尔丁认为，女人文主义者即使在学术领域达到相当造诣，也无法凭此获得体面的职业，她们所接受的人文主义教育及其在人文主义学术上的成就充其量不过是一种高雅的装饰。

——摘编自刘耀春《文艺复兴时期妇女史研究》

材料一   中国居民是那么多，各地方有各种各样的产物，各省间的水运交通，大部分又是极其便利，所以单单是这个广大国内市场，就够支持很大制造业。假设能在国内市场之外，再加上世界其余各地的国外市场，必能大大增加中国制造品，大大改进其制造业的生产力。中国似乎长期处于静止状态，中国的政策，就特别爱护农业，在欧洲，大部分地方的工匠的境遇优先农业劳动者，而在中国，据说农业劳动者的境遇却优先于技工。在中国，每个人都想占有若干土地或是拥有所有权或是租地。……近代中国人极轻视国外贸易，不给予国外贸易以法律的正当保护。

——摘自亚当·斯密1776年著作《国富论》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尤其是改革开放以来，我国制造业持续快速发展，建成了门类齐全、独立完整的产业体系，有力推动工业化和现代化进程，显著增强综台国力，支撑我世界大国地位。然而，与世界先进水平相比，我国制造业仍然大而不强，在自主创新能力、资源利用效率、产业结构水平、信息化程度、质量效益等方面差距明显，转型升级和跨越发展的任务紧迫而艰巨。

当前，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与我国加快转变经济发展方式形成历史性交汇，国际产业分工格局正在重塑。必须紧紧抓住这一重大历史机遇，按照“四个全面”战略布局要求，实施制造强国战略，加强统筹规划和前瞻部署，力争通过三个十年的努力，到新中国成立一百年时，把我国建设成为引领世界制造业发展的制造强国，为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打下坚实基础。

——摘自《国务院关于印发<中国制造2025>的通知》

材料   伏尔泰是公认的领袖和导师。他博学多识，才华横溢，著述宏富，在戏剧、诗歌、小说、政论、历史和哲学诸多领域均有卓越贡献。伏尔泰看来理性是十分重要的思想，也是促进历史向前发展的巨大推力，也就是说人们都是依靠着自己的理性来认识大自然，只有理性的存在才能让社会得以被改变，而理性的传播也就是在促进历史进步，如果没有理性那么也就没有社会的进步。他一生反对专制主义和封建特权，追求自由平等和资产阶级君主立宪制，对于教会的黑暗统治电进行了强烈的抨击，他认为所谓的天主教制度是“一些狡猾的人布置的一个最可耻的骗人罗网”，对当时的关主教制度进行了强烈的讽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