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1924年在三民主义演讲中，孙中山对自身的国际秩序观作了进一步阐释。他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后，“俄国人自己推翻帝国主义，把帝国主义的国家变成新社会主义的国家，世界上又生出一个更大的变化”。苏俄“改组内部，把从前用武力的旧政策，改成用和平的新政策”。新政策“不但是没有侵略各国的野心，并且抑强扶弱，主持公道。”因此，不仅仅是打破俄国的帝国主义，“并且打破世界的帝国主义”，欧洲列强“主张侵略，有强权，无公理”，俄国以前也奉行这一主义，现在“主张以公理扑灭强权”。这是两种相反的主义，“所以列强至今还想消灭他”，于是“一齐出兵去打俄国”。正是因为俄国的转变“以后战争是强权和公理的战争”，世界由此形成压迫和被压迫、公理与强权的分野。在全世界范围将会形成两个联合阵线“白人主张公理的和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

——摘编自李育民《论孙中山的国际秩序观》

材料一   部分中小型出版社出版的马恩经典著作信息

材料二   中国大革命之后，思想界、学术界对中国革命的反思与展望，以及中国社会性质大讨论的兴起，在社会上营造了一种理解马克思主义、运用马克思主义的氛围。中小型出版社致力于马克思主义著作的出版，与彼时的出版产业生态关系密切。社会需要反映到出版行业，意味着马克思主义著作具有一定的市场前景。大出版社放弃的出版选题，成为了中小出版社可能有作为的场所。

——摘编自张国伟《思想、文化与市场》

材料一   董仲舒云:“使富者足以示贵，而不至于骄。使贫者足以养生，而不至于忧。以此为度而调均之。”董仲舒的意思就是要在富而不骄，贫而不忧，高下有宽度的节限中，来维持一个相当有伸缩余地的社会经济水平。

-----摘编自钱穆《中国历史研究法》

材料二   君子为学，以明道也，以救世也。徒以诗文而已，所谓雕虫篆刻，亦何益哉。为民而立之君，故班爵之意，天子与公、侯、伯、子、男一也。

------据顾炎武《日知录》

材料三   依马克思的唯物史观，社会上法律、政治、伦理等精神的构造，都是表面的构造。他的下面，有经济的构造作他们一切的基础。经济组织一有变动，他们都跟着变动。换一句话说，就是经济问题的解决，是根本解决。经济问题一旦解决，什么政治问题、法律问题、家族制度问题、女子解放问题、工人解放问题，都可以解决。

------摘编自李大钊《再论问题与主义》

材料一   汉代太学在政府初创时规模很小，只有几位经学博士和博士弟子50人。汉成帝末年“增弟子员三千人”。太学的教师称博士，其主要职责是“掌教弟子”，以教学为主，但政府遇到疑难问题时，博士也要提供咨询意见，要参加朝廷的政治、学术讨论，承担巡视地方政教的工作，还要对儒家经典进行校勘、注释和传播。兼教学机构与国家考试机构于一身的太学，不仅要引导校内学生专心攻读，而且要鼓励青年自学，校外人员参加太学考试也可以获得一定的资格和荣誉。这促进了汉代教育事业的发展，有助于在全社会形成崇教乐学、尊师重道之风。

——摘编自王凌皓《汉代太学如何培养治国安邦之才》

材料二   唐末五代智璇等僧人为“思儒者之道”，在麓山寺下，建起了“以居士类”的学舍。北宋“因袭增拓”而成岳麓书院。南宋初理学家张栻主教岳麓，以反对科举利禄之学、培养传道济民的人才为办学的指导思想，培养出了一大批当世的经世之才。朱熹自福建专程来访，并与张栻论学——史称“朱张会讲”。前来听讲者络绎不绝，时人称“一时舆马之众，饮池水立涸”。这加强了岳麓书院在南宋教育和学术上的地位，也推动了宋代理学和中国古代哲学的发展。

——摘编自湖南大学岳麓书院《书院简介》

材料一   东周时期，生产力显著提升，生产关系剧烈变化。当此时，诸家并出，百花齐放，儒尚仁义、道体无名、法兼势术、兵贵止戈……皆欲塑当世之秩序，焕华夏以新生，故而风云激荡，史称百家争鸣。其所争者，为济世之要枢；其所鸣者，为治平之大道。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源·启蒙奠基》

材料二   汉唐以降，得益于陆上、海上贸易线路的畅通，中华文明同外部文明展开更加广阔的对话。中华文明始终尊重世界文化的多样性，以文明交流超越文明隔阂，以文明互鉴超越文明冲突，以文明共存超越文明优越，向世界贡献了深刻的思想体系、丰富的科技文化艺术成果、独特的制度创造，深刻影响了世界文明进程。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流·和衷共济》

材料三   在对技艺的推敲、对规律的总结、对民生的眷念中，中华民族展现出非凡的创新精神与创造伟力。四大发明，耕作蚕织，制瓷铸铁，建筑园林，茶叶医药，天文地理……各项科学技术成就，无不凝聚着中华民族尽精微以求新知、致广大以惠亿民的探索精神。

——故宫博物院展览《何以中国·汇·格物维新》

材料一   伏尔泰于1758年定居费尔奈后，以费尔教长的身份领导反封建斗争，启蒙人们做理性人，争取自由。伏尔泰对历史的开拓，主要是以人性和自然权利作为“人之为人”的价值预设的，并以此论证人的尊严和价值意义。……伏尔泰肯定人的自由和自主，以此启蒙人们摆脱对神权的依附，他把人从宗教迷信中解放出来，启蒙人们既要用理性来证明自己的信仰，又要用理性来批判自己的信仰，从而构建起新的理性信仰：理性与宽容的宗教。这是一种以人的权利为中心的信仰，这是他构建新社会的基本原则的信仰。伏尔泰以人权取代神权，又融合中国儒家“仁爱”精神，构建起新的“人学”思想。

——摘编自陈炎《伏尔泰与梁启超启蒙视下的“人学”思想比较研究》

材料二   1898年以前，梁启超只是康有为的得力助手，他所有的活动都笼罩在康有为巨大的身影之下。变法失败后，梁启超流亡日本，在广泛接触西方各种思想后，与康有为逐渐分道扬镳。变法的失败使他意识到单纯政治改良的局限性，因为在民德缺乏、民智未开的情况下，政治革命只不过是建筑在流沙之上的楼阁，一有风吹草动，就会轰然倒塌。因此，他认为当前的主要任务是在政治上、道德上对民众进行教育和启蒙。1902年，梁启超作《新民说》，把培养“新民”作为当时中国的第一要务，并详细论证了培育新民的途径、内容和方法。这本书在思想界引起了极大的反响，成为20世纪初启蒙运动的基本教本。

——摘编自陈少明等《近代中古思想史略论》

材料一   20世纪初，第一个电影公司——法国百代兄弟公司——崛起，随即成为法国乃至全球电影业的龙头。1907年，百代电影公司成为集制片、发行、影片放映于一体的垄断组织，其拍摄的影片风靡世界。1908年年底，百代兄弟公司的第一批艺术影片上映，这些影片受到观众的热烈欢迎。百代公司还支配着国际的电影交易，它的分支机构遍及各个国家，压倒了这些国家里与其竞争的电影企业。

——摘编自[法]乔治·萨杜尔《世界电影史》

材料二   20世纪六七十年代，美国好莱坞电影在经历低谷后迎来了历史的转折。20世纪90年代是一个大制作和电脑特技高速发展的时代，好莱坞拍摄了不少兼具商业性和艺术性的优秀影片，美国国内制作与票房大幅度上升。21世纪初，欧美电影艺术延续了之前的发展趋势，在计算机虚拟现实的基础上不断出现新的突破，涌现出大批视觉效果好、极具震撼力的大制作，如《变形金刚》《2012》《阿凡达》等。

——摘编自[美]罗伯特·斯克拉《电影创造美国——美国电影文化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