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先秦的“德治”与“法治”之争，实质上是社会治理方式之争。从法治立场出发，法家否定用道德人格力量去决定国家的治乱安危，但法家并不是全盘否认道德的价值，在他们看来，一些基本的、有利于君主统治的道德规范必须遵守。韩非说：“臣事君，子事父，妻事夫，三者顺则天下治，三者逆则天下乱，此天下之常道也。”由此可见，法家也赞同维护君主统治的一套现行的道德规范，在这一点上他们与儒家并无不同。他们与儒家的不同在于如何使人们达到这些规范的要求。儒家认为，要使社会达到这样一种有序状态，必须依靠道德高尚者的榜样力量、社会的道德教化以及个人的道德修养等；而法家则认为，要实现这些用法和刑的手段就足够了。

——摘编自关键英《先秦法家的法治精神内涵》

材料二   大陆法系起源于古罗马法，罗马法一直表现出成文法典的传统特色。同时，法国资产阶级革命胜利，资产阶级要求创立一个全新的法律秩序，通过编纂大量新法典，把旧法制、旧法律思想都融入法典之中，来废除旧的不适合资产阶级统治需要的法规。英美法系其实是在日耳曼法的基础上形成并发展起来的。普通法是在中央司法机关——王室法院巡回法官的司法活动中通过判决产生的。在历史发展的进程中，作为“母法国”的英国的资产阶级革命不彻底，革命后的法律在法律形式上完全保留了旧的、表现为判例的普通法和衡平法，这种判例法又随大英帝国的殖民侵略扩散开来，影响英美法系各国。

——摘编自饶艾《罗马法与日耳曼法——西方两大法系特点之比较研究》

材料一   明末海上新航路的开通为中西交通提供了便利条件，一批欧洲传教士来华，揭开了中乐西传的序幕。而中国的“礼乐”经由传教士之笔构建了早期中乐西传欧洲的主要内容。清代前、中期是中乐西传欧洲的繁盛期，一方面多姿多彩的音乐如歌曲、器乐、戏曲等纷纷被介绍到欧洲，各类介绍中国音乐的专著及综合性著述也日渐繁多：另一方面欧洲大陆对中国音乐的接受热情迅速升温，这一时期欧洲出现了许多“中国戏”以及引用中国曲调为素材创作中国风格的乐曲等。

——摘编自李冉《明清中乐西传欧洲的初步研究》

材料二   1902年之后，一些中国进步知识分子选择欧洲和日本歌曲填上符合当时国民思想感情的歌词，从而形成了“学堂乐歌”。“学堂乐歌”在国内影响很大，许多知识分子把“富国强兵”“抵御外侮”的爱国思想编成歌词，一改传统音乐晦涩、缓慢的风格，配以旋律，用力度对比大和更加鲜明的和声处理，再加上简单的曲调和歌词，表现人们反压迫争自由的激昂情绪，用来作为唤醒被压迫民众奋起抗争的号角。1919年成立的“北大音乐研讨会”开始将中国元素与西方音乐进行结合，施行美育来抵御文化入侵。

——摘编自赵典崇《近百年来中外文化交流与我国音乐教育事业的发展》

材料一   三教合祀是将孔子、佛祖、老君圣像并列奉祀于同一庙宇空间的信仰实践形式，其历史起源可追溯至唐代中后期。早期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者主要是僧人，这些僧人在修持佛法的同时也熟习儒、道经典，他们认为儒、道与佛在具体教法方面虽有高下之分，但本质上都与佛法相通、有利于普渡众生，故可共同尊崇。早期佛教固有的“一佛二弟子”造像传统为三教合祀庙宇的修建提供了图像学基础，并逐渐形成“以佛居中、老君居左、孔子居右”的圣象位次模式。三教合祀庙宇具体名称包括“三教道场”、“三教院”等佛教类名称。唐代统治者在尊奉儒家正统的同时，将佛道视为辅翼教化的有力手段，对于儒释道三教都予以认可、扶持。到了宋代，社会上普遍形成“三教一致”、“三教同归”的思想氛围。三教合祀也充分契合了普通民众对提高祈愿“灵验性”的关切及“多多益善”的淳朴观念，因此得到民间社会的广泛参与和支持。

——摘编自王群韬《三教合祀庙宇考源——“佛教中国化”的信仰实践视角》

材料二   1536年，宗教改革后的瑞士将宗教的管辖权收回本国管理，日内瓦完全成为加尔文实现其宗教理想的试验场。在政教合一的共和体制下，加尔文对市政厅的谕旨得到了完全的执行，其中也就包括于1541年颁布的、对瑞士钟表业产生最为直接影响的《教会法令》和《限制奢侈法》，它们极大地打击了首饰业。随着教徒与日俱增，新教教堂在各地雨后春笋般建立，仅在法国的加尔文教派就有着约2150所教堂、约100万名教徒。尽管它们不需要奢华的礼器，但这些教堂仍需要大量的钟表来报时。16世纪中期，日内瓦成了新教徒的避难堡垒，吸引了全欧洲新教徒的资金。这些钱除了用于宗教改革外，也促进了钟表业的发展。加尔文赋予新教伦理节俭、勤勉等商业美德，这与资本主义精神有机结合起来，促进了社会财富的积累。随着宗教改革的深入，社会时间观念增强，制表匠对制表工作产生了无限的热爱和坚定的信仰，这种执着的工匠精神给瑞士人带来巨大的财富。

——摘编自马丁《欧洲宗教改革与瑞士钟表业的崛起》

材料一   《新青年》杂志创刊于1915年9月，停刊于1926年7月，它经历了由新文化运动时期（1915～1923）的启蒙刊物向中因共产党党刊（1923～1926）的转变。《新青年》作为新文化运动的阵地，始终肩负着中国思想解放的时代使命。《新青年》上发表的文章，第一次将马克思主义带进中国人的视线，为后来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提供了重要的宣传平台。五四运动以后，《新青年》逐渐将马克思主义作为主要宣传内容。中共二大之后，《析青年》改组成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由瞿秋白担任主编，出版季刊（1923.6～1924.12）。这一时期《新青年》的文章更多体现了早期中国共产党领导中国革命和工人运动的经验教训。后因国内外形势复杂，杂志不能如期出版，于1926年7月终刊。

——摘编自王泽、高天宇《国民革命时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早期探索研究》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初期，包括党内的一些党员以及社会上一些群众在内的小部分群体，对于马克思主义并不十分了解。在此背景下，以马克思主义理论为基础的各种学术批评、讨论活动在《哲学研究》《新建设》等报刊上展开。报刊所组织的学术讨论活动正好给了大众一个充分发表意见的机会，同时也可以吸收和采纳真正的马克思主义理论知识，有利于广大人民共同进步。报刊对还原真实的马克思主义，消除人民对马克思主义的误会起到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在学术讨论的过程中，报刊把马克思主义深入到社会各行各业、各层次、各领域之中，使马克思主义在我国真正被普及。

——摘编自张海丽《新中国成立初期报刊发行与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大众化》

材料   李大钊是中国共产党的主要缔造者之一，有着“中国共产主义的先驱”的称誉。袁世凯为了复辟帝制，掀起“尊孔复古”的逆流，李大钊通过文章猛烈地攻击了尊孔复辟的谬论，指出：“孔子者，历代帝王专制之护符也。”李大钊认为，不能一味地模仿西方的政体形式，而是要探索一条适合中国发展的民主政治道路。同时还要考虑“民彝”。彝本是古代的彝器，象征着帝王的专制统治，在中国古代文化中就表现为法度、权威。而李大钊则用西方进步思想中的“民主”“自由”精神来阐述“民彝”，认为“民彝”就是人民的法则、制度。1917年，李大钊则发表了《调和之美》，首次表明其“调和论”世界思想，来进一步阐释中西文化究竟该如何结合的问题，各方的利害而调和，达到完美。李大钊大力宣传马克思主义，重视中国的文化走向，并形成了正确的群众思想，让人民群众认识、了解和理解马克思主义，从思想方面产生阶级觉悟，促进中国革命的发展，李大钊对马克思主义唯物史思想的理解，奠定了后期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理论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