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实学教育一派在明清两朝，即使出现官方扶持的情况，也不能占据主要位置。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理学与心学。不过，实学由于其主流反对理学、心学的空疏虚浮，倡导功利主义思想，有利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民主进步思想的形成，因而无疑体现了儒学的一个方向，客观上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实学教育家的思想不过是有感于理学、心学于经济于政事无补、光培养虚妄空疏的人才的情况，而期冀以恢复先儒传统，重新振作儒学经世致用一端罢了。

——摘编自林李楠《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材料二   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15、16世纪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活动象征着一个新生命的萌动。但是旧的文化尚未死去，新的文化也未壮大，双方仍然相互撕咬着纠缠在一起。到了17世纪，宽容精神、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勃兴已经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旷日持久战斗的胜负，但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最终凯旋曲一直要到18世纪才被启蒙运动奏响。

——摘编自赵林《西方文化概论》

材料一   严复（1854年-1921年），1877年，严复作为首批清朝海军留学生之一，前往英国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当时，英国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先进的文化理念、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对严复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不能单单只学习技术。而应以更深刻的视角看待民族救亡问题。此后，严复废寝忘食地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思想学说，寻找西方列强富强的根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的惨剧深深刺痛了严复，于是，他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意图唤醒沉睡的国人。1897年，严复空成了其译著《天演论》，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浪潮。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为阐释生物学领域的进化意义，而主要是出于民族救亡的目的，借助自然界的生存发展规律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摘编自王丽泽《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

材料二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严复翻译的大部分著作都在该馆出版。尤其是《天演论》，至1927年共印行32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务印书馆还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虽然当时还是清朝，但在这些教学作品中无一“忠”或“君”字，而是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这无疑促进了观念的极大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助产”和保卫了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如蔡元培、叶圣陶等都曾在这里工作。

——摘编自张守涛《那时的商务印书馆》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材料一   殷商时期的甲骨文是迄今中国发现的最早的成熟文字系统，是汉字源头和中华文化根脉。春秋战国时期，出现了“言语异声，文字异形”的局面。秦朝实行的“书同文”制度，为国家统一奠定坚实基础。同时，社会俗用的隶书开启了汉字隶变楷化的规范之路。秦汉以来汉字的形体样式基本定型，成为大一统格局的文化支撑。汉字还具有超越时空的力量。中国地域辽阔，方言差异很大，但汉字能够超越方言差异，发挥了沟通信息、联通人心、汇通文化的功能。几千年来，汉字体系前后相继，未曾断裂，从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古文字到计算机处理的现代汉字，其方块样态、线条构形、表意原理一脉相通，一以贯之的汉字系统，为中华文化代代传承创造了稳定性条件。

——摘编自刘翠霞《汉字是铸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的文化纽带》

材料二   15世纪晚期，印刷术的兴起便教士与学者失去了对文化知识的独占权。更为重要的是，使英文版《圣经》价格更低廉，从而推动了民族语言的大众化和标准化。1536年，英王亨利八世颁行的将英格兰与威尔士合并的《统一法案》中强调，各级司法官员必须保证在法庭上使用英语。17世纪初，詹姆斯一世强调用英语把英格兰与苏格兰联合起来。18世纪，随着工商业发展，苏格兰人更加意识到，善用标准流利的英语写作和交流，能给自身经营活动带来更大好处。在威尔士，人们发现学习英语是摆腿经济和社会地位相对弱势的重要逢径。进入9世纪，实大在成在南等教育中的普及程度明显提高。

《统治吧，不列颊尼亚！》是皇家海军军歌，出自18世纪苏格诗人之手。歌词中饱含了辉格党的理念，即我们是苏格兰人和英格兰人融合成的不列颠人，属于同一个国家，享有同等的权益和自由。至19世纪初，《爱丁堡评论》成为英语世界最有影响的政治读物，编辑们力图让读者感到这份出版物拥有不列颠国家文化意识，传达的是一种高度的国家使命感。

——摘编自张炜《英语与近代不列颠国家的身份认同》等

材料   19世纪末，中国出现了日本研究“热”。驻日参赞黄遵宪出版《日本国志》，重点介绍明治维新后日本的社会风貌；康有为编著记述明治维新的《日本变政考》，并于1898年进呈光绪皇帝御览。20世纪30年代，新的日本研究“热”逐渐形成。以明治维新研究为例，李宗武《明治维新》、李建芳《日本维新运动》等专著出版；梁启超、陈独秀等人日本研究新成果，发表在《大公报》《解放日报》等报刊。蒋百里出版的《日本人》对日本评论贬多于褒。这些学者多有在日本留学或旅居、考察的经历，能贴近感知日本社会。中国的日本研究理论与方法呈现了多样化的发展趋势。

——摘编自宋有成《中国的日本史研究理论与方法》

材料一   公元830年至930年，在巴格达的“智慧宫”中，一大批翻译家、学者在吸收波斯、中国等的文化成果的基础上将长期收集和保存的古代希腊、罗马的历史文化典籍翻译成阿拉伯文。其中包括哲学著作、天文学著作、医学著作、音乐著作等。这就是阿拉伯历史上有名的“百年翻译运动”。公元1000年后，欧洲的学者们将这些阿拉伯文的文献以及相关的研究著述译成拉丁文，传播到欧洲各国。“百年翻译运动”取得的思想文化成就对欧洲进入崭新的近代文明做出了影响深远的历史贡献。

——摘编自滕文生《东西方文明互学互鉴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材料二   英国学者约翰霍布森通过大量材料   具体分析了英国工业革命的重要技术支柱蒸汽机、焦炭冶铁技术以及纺织机械等同中国宋朝及之前所创造积累的工业技术成就的渊源关系。他认为英国人并不是天资特别聪慧的发明家，他们的能力更多体现在他们能够吸收、改造中国早期的技术思想和发明。他还说：如果没有中国的早期发明，就不可能有英国的改进。如果没有中国的这些贡献，英国很可能还是一个落后的国家，游离于同样落后的欧洲大陆的边缘。

——摘编自约翰·霍布森《西方文明的东方起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