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 马可·波罗和他口述的《东方闻见录》，引起13世纪末的意大利人对遥远中国的好奇和兴趣上贡献良多。在意大利，关于中华帝国及其文化的详细知识是从16世纪就开始流传的。利玛窦和耶稣会士们为不同文化之间的对话开创了新局面。1685～1750年，这段时间是中国形象在意大利和欧洲的黄金时期。伏尔泰等人发现了儒家学说和中国社会中极其积极的东西，把它当作他们开放社会的自由运动的模范。羡慕中国没有那些在欧洲影响了政治和民事生活的教堂，赞美有利于社会秩序的道德体系。1760年以后，法国的哲学家们和经济学家们，只剩下重农主义者还对中国感兴趣了。孟德斯鸠对理想化的中国形象进行批判，他在《论法的精神》中把对专制的批判和礼仪制度比作是一种国家独裁主义的宗教表达。
——摘编自史华罗《17至18世纪意大利人对中国的印象和想象》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从史学研究的角度说明马可·波罗《东方闻见录》的价值。简析“中华帝国及文化”在意大利开始流传的原因。(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7-18世纪，欧洲人对中国印象的变化加以解读。
材料一吾邑号称文献之邦，代有名贤，社祭相望，独至黄宗羲先生，尚无专祠，无以崇礼先哲、讽励人民也。先生言“天下为主，君为客”，近人目之为东方卢梭。其为学也，上承阳明，知行合一；于经史历数之学，无不贯通。观乎方志之传记，著述之留遗，盖可想见其为人焉。查黄公学行风节，卓绝千古，晚清之季，从祀文庙。姚邑为公故里，理应设立专祠。
——摘编自《余姚知事请建先贤祠宇》（1917年）
材料二县长林泽，为崇敬先贤起见，特发起组织黄社。黄宗羲先生道德文史，彪炳千秋，明社既倾，力谋匡复，其悲愤忠义之气，充塞宇内。当此学术衰歇、民气消沉之际，极宜集社崇奉，以资表扬，而昭激励。
——摘编自《余姚县长发起组织黄社》（1936年）
(1)据材料概括黄宗羲的学行表现，指出当地人了解其学行的途径。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地方官倡导纪念黄宗羲的动机及其时代背景。
材料一 不返本开新，不接续源头活水，综合创新便会食多不化，推陈出新就会迷失方向；不综合创新，不引进众家异说和外来文明，返本开新便会泥古不化，推陈出新就会乏力苍白；不推陈出新，不致力于内部创造，返本开新就会徒说空话，综合创新也会主体不明。因此，“三新”之说相辅相成，相得益彰，则儒学的继承与创新庶几可以顺利进行。
——牟钟鉴《儒学继承与创新的三种途径》
材料二 李贽提出“无私则无心”，信奉李贽之学的冯梦龙，在“三言”中把社会上一切过分的贪欲的行为都当成自己批判的对象，但又未回到程朱理学“存天理，灭人欲”的老路上，认为人们的私欲，只要不损人不贪心不欺诈，实在就有该满足的必要。后来的王夫之、戴震等思想家提出“以欲为本”的理欲观，一方面肯定人欲的合理成分，一方面强调“理重于欲”，反对认欲为理。
——摘编自温孟孚《理学的发展与“三言”中的人欲观》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指出北宋前期儒学面临的危机。为重振儒学，宋代理学家是如何“推陈出新”的？(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明末清初思想家们的人欲观，并分析其产生的背景。
欧洲史学的转变
18和19世纪，欧洲史学的发展取得了突破性的进展。18世纪启蒙思想家热衷于撰写历史著作，后人往往把他们称为“哲人史学家”，并相应地把他们的历史著述称为“哲学式历史学”。“哲学式历史学”的史学编纂在空间上越出传统地域，开始把西方人目力所及的东亚和大洋彼岸、中南非洲等囊括到世界史体系之中，从而产生出真正意义的世界历史。史学研究的对象不仅仅局限于政治、军事和外交，而是整个社会和文化，更接近我们今天所说的社会文化史。伏尔泰在写作《路易十四时代》时说：“我们应当致力于叙述值得各个时代注意，能描绘人类精神和风尚，能起教育作用，能劝人热爱道德、艺术和祖国的事件。”
19世纪，欧洲史学领域更是取得了前所未有的辉煌，史学研究不再是文学、哲学和神学的附属，而是变成一门自主的学科。很多史学家强调必须以平等和尊重的态度对待各个民族，认为任何人都有权生活在自己的民族中。他们相继整理出版自己民族的大型史料集，争相撰写本民族和本国的历史。同时，史学家们开始关注社会下层的历史，1850年，斯坦因的《1789年至今的法国工人运动史》和恩格斯的《德国农民战争》问世。
——摘编自刘耀春《延续与断裂：启蒙运动时期到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
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对19世纪欧洲史学的“转变”进行评述。
材料一 20世纪初，清王朝推行新政，实行教育改革；与此同时，留学教育逐渐发展，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群体开始形成，促使教育救国思潮得以发展。这一时期，《杭州白话报》《教育世界》《科学世界》等各种报刊上宣传教育救国的文章连篇累牍，使之成为又一股有影响的社会思潮。需要指出的是，当时的工商界不乏强调教育之重要性，并宣传教育救国理念的有识之士，为此，不少地区的商会都曾创办新式商业补习学校，还设立了初等小学堂。
——摘编自朱英《中国近代史十五讲》
材料二 梁启超是现代爱国主义最具代表性人物，是近代系统阐发爱国论第一人。梁启超最终形成并明确地提出爱国主义的思想主张是在1899年2月发表的长文《爱国论》。“爱国者何？民自爱其身也。故民权兴则国权立，民权灭则国权亡。故言爱国，必自兴民权始。”1902年，梁启超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一文中指出，“近数百年来，欧洲民族主义发生，民族主义者，实制造近世国家之原动力。”同年，在《新民说》中进一步指出，中国当务之急，就是“民族建国问题而已”，即建立一个民族民主的现代国家。一战后游欧归来的梁启超，为了避免西方业已出现的弊端，他积极投身新文化运动，既要求对中国传统的旧思想求解放，又强调必须打破对西方现代思想的迷信，号召人人存一个尊重爱护本国文化的诚意。受五四运动和战后世界民族民主运动高涨的影响，梁启超指出“质而言之，从国民全体下工夫，才是真爱国，才是救国的不二法门。”
——摘编自郑师渠《梁启超的爱国论》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说明20世纪初中国教育救国思潮发展的背景。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梁启超的爱国主义思想内涵及其影响。
材料一 20世纪50年代，日本颁布“外资法”等一系列法规，加强对技术引进的管理，政府有关部门根据不同时期经济发展的需要，列出鼓励进口和限制进口的技术项目，对私人企业的技术引进加以指导，其后，日本政府逐渐放宽引进技术的管理和审查标准，企业决定引进方式和内容，并承担引进过程中的一切风险，所引进的技术主要来自欧美。1962年到1966年，在企业提出的技术引进申请中，有90.4%获得了批准。
——摘编自王永生《技术进步及其组织——日本的经验与中国的实践》等
材料二 新中国成立后即确立发展科技的方针。1956年，国家制定12年科技规划，明确提出在进行科学研究时，应该首先掌握世界现有的先进科学成就，在开展国际科学合作时应力求自力更生，在技术引进方面，50年代，由苏联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项目共计304项；由东欧各国援建、成套供应设备的建设项目共116项、引进成套设备的同时，还重视引进科学技术、人才、资金和管理经验。1960年，苏联政府决定撤走全部在华专家，这以后，我国完全依靠自己的力量发展国防尖端科学技术。
——摘编自杨德才等《二十世纪中国科学技术史稿》等
材料三 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面对着严峻的国际形势、党中央果断决定研制“两弹一星”重点突破国防尖端技术，中央确定我国国防尖端科技的发展，要坚持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的方针，强调把立足点放在自力更生的基础上，通过自己的科学研究和实践，培养人才，掌握技术。
——据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中国共产党历史》
(1)根据材料一、二，概括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日两国技术引进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日技术引进呈现不同特点的背景。
(3)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20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国科技发展的历史经验。
材料一 早期罗马人使用阴历（按月球围绕地球运行周期计算的历法），每月29或30天，每两年插入一个闰月，闰年377天，其中最后12天举行祭祀。闰月的添加由罗马神官们自行决定。公元前45年1月1日，罗马独裁官儒略·凯撒按阳历（按地球围绕太阳运行周期计算的历法）发布新历，史称“儒略历”，每年实际时间比公转周期长11分14秒。至1582年，误差已累积10天，教会发行的日历与各地实测的时间不一，严重影响宗教及商贸活动。愤怒的罗马教皇格列高里十三世宣布改历，规定把儒略历 1582年 10月 4 日的下一天定为格列历 10 月 15 日，中间跳过 10 天。并修改了置闰法则，使每年平均为 365．2425日，与公转周期十分接近，可以保证到公元 5000 年前后误差不超过 1 天。格列历成为国际通用的历法，又被称为“公历”，沿用至今。
——摘编自爱德华·吉本《罗马古代历法史》
材料二 中国古代历法不是纯阴历，而是阴阳合历。汉武帝时期众多天文学家编订的《太初历》，第一次把二十四节气纳入历法，以适应农时。元代郭守敬根据多年的天文观测与演算制定的《授时历》，定一回归年为 365．2425 日，是我国古代最精确的历法，和现代世界通用的公历完全相同，并且被朝鲜、越南、缅甸等国使用。中国古代历法，担负着“记日望月、敬授民时”的重任，使中国人较早地掌握了昼夜、月相和季节的变化规律，确立了科学的时间计量方法，孕育了中华民族与天地和谐共生、待万物诚信守时的伟大品质。
——摘编自张培瑜《中国历法史话》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中国古代历法与罗马历法的差异。
(2)根据材料二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中国古代历法对中华文明发展的影响。
材料 1902年，爱因斯坦成为瑞士伯尔尼专利局的三级技术员，他将这份工作视为“一种真正的幸福”，因为他不用为生活而操心，可以在本职工作之外埋头研究自己所爱好的问题。经历了十余年的刻苦钻研，爱因斯坦终于在34岁时被遴选为普鲁士科学院院士，成为名副其实的物理学权威。在爱因斯坦看来，科学技术应造福于人类。1914年8月，正当爱因斯坦研究广义相对论时，爆发了第一次世界大战。爱因斯坦公开声明“它不仅会威胁文化本身，同时还会危机民族的生存”。此后，爱因斯坦从不因权威身份与爱惜自己的羽毛，而是站在全人类的高度，向一切黑暗势力与不合理现象进行公开顽强的斗争，从而成为在科学技术与政治文化等多方面同时影响人类历史进程的巨人。
——摘编自朱亚宗《巨人何以成为巨人：超越物理智慧的爱因斯坦》
(1)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如识，简述爱因斯坦对人类社会发展的贡献。(2)根据材料，概括爱因斯坦在成名前后立身处世风格的变化及其秉持的基本原则。
材料一 秦汉时期基础帐薄在乡编造，正本留乡，副本呈县，郡、州无法直接掌握帐薄的情况。乡吏操控了处理日常行政事务的权利，中央监督、审核有关国计民生的各种数据，造假严重，魏晋时期，纸张取代简牍成为主要的书写载体，基础帐薄转而由国家控制力更强的县廷负责制作，一式多份，由县上报郡、州直至中央政府。中央据此可以更深入的掌握实际情况，发现地方弄虚作假，也可以利用同一时期的相关簿籍或前后不同的时期同类薄籍进行查核。
——摘编自张荣强《简纸更替与中国古代基层统治重心的上移》
材料二 以文书为基础的行政，与文书的形态、材质有着密不可分的关系。略微夸张一点说，中国古代集权国家就是确立于简牍这样的书写材料之上的。书写材料在相当程度上规定着行政体系， 一旦书写材料发生变化，行政制度就会受到影响，从逻辑上讲，它甚至最终影响到国家政治的变化。在简牍的基础上展开的汉帝国的行政，与纸张时代的唐代的政治之间，必然是有区别的。
—— 【日】富谷至《木简竹简述说的古代中国》
(1)根据材料一并结合所学知识，概括秦汉时期文书行政的特点。
(2)根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要说明材料二的主要观点。
材料一 严复（1854年-1921年），1877年，严复作为首批清朝海军留学生之一，前往英国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当时，英国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先进的文化理念、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对严复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不能单单只学习技术。而应以更深刻的视角看待民族救亡问题。此后，严复废寝忘食地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思想学说，寻找西方列强富强的根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的惨剧深深刺痛了严复，于是，他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意图唤醒沉睡的国人。1897年，严复空成了其译著《天演论》，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浪潮。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为阐释生物学领域的进化意义，而主要是出于民族救亡的目的，借助自然界的生存发展规律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摘编自王丽泽《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
材料二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严复翻译的大部分著作都在该馆出版。尤其是《天演论》，至1927年共印行32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务印书馆还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虽然当时还是清朝，但在这些教学作品中无一“忠”或“君”字，而是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这无疑促进了观念的极大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助产”和保卫了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如蔡元培、叶圣陶等都曾在这里工作。
——摘编自张守涛《那时的商务印书馆》
(1)据材料一，阐述严复救亡思想的变化，并结合所学知识，分析导致该变化发生的原因。
(2)据材料并结合所学知识，简析近代以来留学生及出版机构对社会发展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