材料一   实学教育一派在明清两朝，即使出现官方扶持的情况，也不能占据主要位置。占统治地位的仍是理学与心学。不过，实学由于其主流反对理学、心学的空疏虚浮，倡导功利主义思想，有利于早期资本主义萌芽的产生和民主进步思想的形成，因而无疑体现了儒学的一个方向，客观上也起到了思想启蒙的作用。由于历史时代的局限，实学教育家的思想不过是有感于理学、心学于经济于政事无补、光培养虚妄空疏的人才的情况，而期冀以恢复先儒传统，重新振作儒学经世致用一端罢了。

——摘编自林李楠《西学东渐与明末清初实学教育思潮的变革》

材料二   在这个文化转型的漫长过程中，15、16世纪构成了一个重要的历史分水岭，在此期间所发生的一系列文化变革活动象征着一个新生命的萌动。但是旧的文化尚未死去，新的文化也未壮大，双方仍然相互撕咬着纠缠在一起。到了17世纪，宽容精神、国家主义和科学理性的勃兴已经基本上决定了这场旷日持久战斗的胜负，但是西方近代文化的最终凯旋曲一直要到18世纪才被启蒙运动奏响。

——摘编自赵林《西方文化概论》

材料一   严复（1854年-1921年），1877年，严复作为首批清朝海军留学生之一，前往英国学习先进的海军技术。当时，英国处于发展的全盛时期。其先进的文化理念、强劲的经济发展态势，对严复产生了重大影响。他认为不能单单只学习技术。而应以更深刻的视角看待民族救亡问题。此后，严复废寝忘食地探索西方资本主义各个领域的思想学说，寻找西方列强富强的根原。甲午战争北洋水师覆灭的惨剧深深刺痛了严复，于是，他开始翻译和介绍西方的先进思想，著书立说意图唤醒沉睡的国人。1897年，严复空成了其译著《天演论》，在当时的中国掀起了浪潮。严复翻译《天演论》并非为阐释生物学领域的进化意义，而主要是出于民族救亡的目的，借助自然界的生存发展规律解释中国社会面临的危机。

——摘编自王丽泽《严复民族救亡思想研究》

材料二   商务印书馆创建于1897年，以“昌明教育，开启民智”为已任。严复翻译的大部分著作都在该馆出版。尤其是《天演论》，至1927年共印行32版，“物竞天择，适者生存”对当时中国人“开眼看世界”产生了重大影响。商务印书馆还非常重视教科书的出版。虽然当时还是清朝，但在这些教学作品中无一“忠”或“君”字，而是体现出民主、自由、平等等思想。这无疑促进了观念的极大传播，也在很大程度上“助产”和保卫了辛亥革命。商务印书馆培育了大量优秀人才，如蔡元培、叶圣陶等都曾在这里工作。

——摘编自张守涛《那时的商务印书馆》

材料一   行王道，是孟子的“政治理想”的核心。孟子推崇王道、贬抑霸道，认为霸道是王道的倒退。商汤、文王以百里之地取得天下，百姓心悦诚服，而武力称霸天下则需要付出极高的治理成本。行王道之所以能治天下，源于人性本善，人有“四端”，便可以保全四体、宗庙、社稷乃至天下。孟子的王道思想最先关注也最为重视的是人口的增长和社会财富的积累，为政者应尊重自然，保证小民的生产时间，才能使民“有恒产”。在孟子眼中，社稷是依民而立、为民而立，先有民后有君王，当政者必须知民之忧乐并选贤任能，才能实行和落实王道。政治是靠法度约束百姓外在的行为，而教育则依靠道德教化，改变百姓内心，与孔子的“导之以政、导之以德”异曲同工。

材料二   在柏拉图看来，道德是政治的目的和手段。最理想、最完美的城邦就是实现了正义原则，体现了至高的“善”的国家。理想国下，没有私有财产和家庭，小家的消失之后则是融为一体的“大家”，这样才能避免城邦的衰落。理想国中，分别按照理智、意志和情欲而派生的智慧、勇敢和节制的品德，分为哲学王、军人和劳动者，但其中有能力担任统治者的，应当是受到良好教育的，并最有智慧的哲学王。哲学王的统治手段主要是教育，这继承了其老师苏格拉底的理念。晚年的柏拉图在其著作《法律篇》承认了其理想政治的失败，强调所有人都必须遵守法律。

——摘编自徐大同《西方政治思想史》等

材料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蔡元培出任最高教育行政机关长官，他明确反对祀孔。1928年2月18日，蔡元培发布通令：“孔子生于周代，其人格学问，为后世所推崇，惟因尊王忠君一点，历代专制帝王，资为师表，祀以太牢，用以牢笼士子，实与现代思想自由原则，及本党主义，大相悖谬。为此，令仰该厅、校、校长，转饬所属，著将春秋祀孔旧典，一律废止。”“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日矛盾升级，中国民族危机空前严重。国民党经历了“清党”和内部斗争后，党员及军人对指导思想不明确，随着日本侵略者步步紧逼，民众心态日渐颓废。由此，作为中华民族的象征的孔子被再次凸显，恢复祀孔成了此时政府情理之中的选择。1934年8月27日，上海市党政机关举行孔子诞辰纪念大会。市长吴铁城认为：“我们要实行三民主义，必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要发扬中国固有的文化，必要尊崇孔子。今日之尊孔，乃是谋民族之复兴。”

——摘编自周慧梅《国民塑造与社会建设：1896-1949年中国社会教育研究》

材料   1918年孙中山动手撰写了《实业计划》。他提出，要使中国在不很长的时间内赶上西方各发达的国家，就必须实行“开放主义”，“无资本，即借外国资本”；“无人才，即用外国人才”；“方法不好，即用外国方法”；这就是“欲使外国之资本主义，以造成中国之社会主义”。孙中山同时强调，开发和利用外资，绝不能允许他们侵犯中国的主权。他指出，能否确保中国主权独立与完整，是“中国存亡关键”：“发展之权，操之在我则存，操之在人则亡。”为了全面研究这方面的问题，孙中山曾购置、搜集了大量中英文书籍以及各类地图，还指派相关人士实地去考察。他本人所到之处，也特别注意调查地理环境和经济建设情况。他又说：“凡一切学术，有可以助余革命之知识及能力者，余皆用以为研究之资料，而组成余之‘革命’。”

——摘编自姜义华《孙中山的实业救国思想与工业化蓝图》

材料一   16世纪开始，古登堡的印刷技术及大型印刷机被很好地用于出版行业，（欧洲）印刷品的外形开始摆脱之前的手稿或手抄本外形，印刷品的出版数量相比之前急剧提高。印刷出版行业在这一时期已经遍及欧洲几乎所有的主要城市，巴黎、威尼斯和里昂是当时欧洲的出版中心。出版行业的兴盛很大程度上取决于商人阶层，出于商业性的考虑，商人需要加强阅读和写作的能力。在具备了这样的能力后，他们受到资本主义萌芽时期商业生产经营模式的驱使，充分利用各种有利条件，努力拓宽印刷书籍的销售市场，为机械化生产提供了保证。不论是出于完全的经济目的还是怀抱宗教或政治理想，印刷商都亲历了宗教改革——这一时期最重要的政治思想运动，而他们的出版行为，更使其第一次真正获得了上至国王、下至普通民众的重视。正如马克思所说，“印刷术则变成新教的工具”，“给市民阶级和王权反对封建制度的斗争带来了好处”。

——摘编自张炜《社会变迁的催化剂：16世纪英格兰的印刷媒介》等

材料二   鸦片战争后，西方印刷术陆续传入我国，经不断改进，实现了从手工操作向机械化大生产的转变。报纸、杂志、近代新型教科书和连环画等大量出版。1879年，点石斋印书局的成立，标志着中国第一家私人出版企业的出现。此后，近代性质的民营企业大量出现。在晚清经史子集出版以后，西方思想文化开始以图书（主要是译作）为载体，大量涌入中国，同时，晚清中国的图书典籍也被大量翻译成外文，广泛流入英、法、德、俄、日等国。

——摘编自肖东发、杨虎主编《中国出版史》等

材料   将外来思想文化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中国化，并为我所用，是中国近代思想史的一大特点。而在资本主义工业文明的碰撞下，近代中国围绕着时代主题，先进的中国人相继从多个层面积极地回应西方。出于自我救赎的迫切需要，西方思想的接受者们并没有一味地盲从某种思想，而是从现实需要出发，寻求这些思想与中国问题的契合点，要求这些思想能够“有的放矢”“为我所用”，表现出极强的目的性和工具性。

——摘编自宋俭《关于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近世思想史背景》

材料一   伏尔泰认为孔子的哲学是一种具有崇高理性、合乎自然和道德的新的“理性宗教”，它与欧洲盛行的那种基于迷信的“神示宗教”完全不同。出于对法国专制制度和暴君统治的深恶痛绝，启蒙思想家们盛赞中国的法律和道德。孟德斯鸠认可中国的孝道“对父亲的这种尊敬，就要父亲以爱还报其子女，官吏要以爱还报其治下的老百姓”。由于启蒙思想家对中国传统文化的推崇和向往，他们都无一例外地表现出强烈的“为我所用”的实用主义取向。

——摘编自陈超《明末清初的“东学西渐”和中国文化对法国启蒙思想的影响》

材料二 陈独秀等急进的民主主义知识分子兴起的新文化运动既是对西方文化的体认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也是出于民族救亡的需要。他们把人民看作是“无知”、 “落后”的一群，自命为“先知先觉”者。启蒙思想家讨论了保证政治自由的政制、法律，提出了符合资产阶级要求的人权原则和立法原则，法国百科全书派以《科学、艺术和工艺百科全书》作为工具，来宣传他们自己的理论并应用到一切知识对象上去。

——摘编自陈国清《论中、法“启蒙运动”的若干差异》